在人们的心目中，北仑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北仑区、新的北仑港、新的城区道路、商店、楼房，新的工业区大批厂房……是的，北仑的一切呈现着新的特点，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蒸蒸日上的朝气。但是，有些人却据此片面地以为北仑是个历史短、文化底蕴浅薄的地方，那却是大谬不然了。虽然，北仑的滨海平原其成土年份短了点，是近几百年内“新涨”之地，而在山麓一带早有先民居住，并创造了属于河姆渡文化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1973年5月，在漫江碧透、水波荡漾的姚江之滨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大量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的原始村落，被人们称之为“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河姆渡先民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如栽种水稻为主的农业文明、骨木结构的耒耜、榫卯木构件等，都要比包栖氏、神农氏、黄帝更早更先进。而制造舟楫，下海捕鱼的海洋文化，则填补了中华民族只是单一农耕民族的旧说。所以，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修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新概念。北仑先民是河姆渡人，区境与河姆渡遗址相距不过20公里左右，在人类的活动范围中可谓近在咫尺，故在小港横山与金头湾、柴桥沙溪、郭巨大岭下、大榭东岳宫曾多处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出土文物无不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我们不妨在此作一下比较。
    其一是农耕文化。新石器时代是人类仰仗大自然赐予的原始游动时代，迈向自觉地向大自然索取生存物的时代。河姆渡先民已创立了农耕定居生活，并人工种植水稻，进入了稻作农业文明期。此后，水稻传播至菲律宾、朝鲜、日本等地，为亚洲稻的发祥地。所以出土文物有石器（其中有石球、砺石及经磨制的石凿、石斧）、耒耜、陶纺轮等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人工栽培水稻遗物。而在北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则有三角形石犁、单孔石刀与双孔石刀、枕形石磨、扁平单孔石铲、石纺轮、陶纺轮及柳叶形石镞等，大都为农业用具。其中三角形石犁的应用，能较大面积开挖土地，比耒耜更进了一步。石纺轮与陶纺轮的出现，则证明当时与河姆渡一样已有原始的纺织业。石镞即为石制的箭头，系是狩猎所用。因而在遗址中还发掘出许多动物骨片，系为食用后之废弃物。
    其二是海洋文化。这是河姆渡文化又一重要特色，从而也证明了河姆渡人率先进入海洋，成为最早的海洋文明创造者之一。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有木桨、陶舟以及制造舟楫的重要工具石锛，还有大量的海鱼、贝类遗骸。陶舟是一件艺术品，表明渔船不但是人们的生产工具，而且进入了艺术创作领域。北仑自古以来是“斥卤之地”，先民傍海居住，以渔盐为业，所以在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长方形石锛。石锛为削平木料的平面斧，与石斧同为当时制作独木舟等原始舟船的工具，从而为北仑先民进入海洋捕鱼创造了条件。所以，在遗址的上能见到很多鱼类骨头及贝壳。此外，出土的鱼鳍形鼎足，亦表明北仑先民把鱼的形态融入日用品生产中，并成为一种艺术图形。
    其三是干栏式建筑。这是河姆渡先民在建筑业中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干栏”是“似楼状”的建筑物。《魏书?僚传》记载：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即这些建筑以木桩为基础，桩上架设地梁以承，托地板，其上主柱架梁，形成植根于地面，居住于悬空，顶上铺以苇蓆的建筑。现在，我国云贵等南方地区仍然存在这种建筑，与日本、菲律宾等地的干栏式建筑也存在着一定的承传关系。这表明河姆渡人早已脱离了原始的巢居阶段，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在柴桥沙溪遗址中就有半土坑栽桩式木结构贮藏室。其原始村落的干栏式的住房建筑，则应在现沙溪村一带，只是我们尚未发现而已。
    其四是陶器。河姆渡是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其为各国人民珍爱的中国陶瓷制品，大多为河姆渡的夹炭陶发展而来。沙溪等遗址发掘出粗泥红陶、夹砂陶、泥质陶等制品，都存在着河姆渡文化特征，其中陶釜的形态符合晚期特征，特别是中腹以下胎壁极薄，这是制陶工艺进步的表现。且陶制品的绳纹比例极高，这是河姆渡文化的一种体现。

（原载《宁波史志工作简讯》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