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祖先和河姆渡先民
追究起来，宁波人从1381年明太祖为避国号之讳，改明州为宁波府之后的六百多年来，才是名符其实的宁波人。作为城里人的宁波人，那还是公元779年即唐太宗大历六年，（左贸右阝）县县治和明州府治从小溪迁到现在的“三江口”，由刺史韩崇建在这里造了城市之后，至今1070多年的历史。再从这里往上追溯，那时候宁波这个区域里是鄞、（左贸右阝）、句章三个县，属于秦始皇设置的会稽郡。原来春秋时期这里是越国境地，后被楚所灭，楚又被秦并吞。这以后，在隋，几县合并为句章，至唐又改称（左贸右阝），直到明朝才称鄞县，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又把鄞县城区划出设宁波市。不过变来变去，都说明宁波人开化之后的祖先是越人；宁波人、鄞人、越人，原来都是一家人。
然而，这越人还不能算是宁波人的老祖宗。河姆渡文化揭示，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明山、天台山之麓和滨海地区的广大范围内就有人类活动。宁波人的先民是河姆渡人。这就给我们划出了河姆渡先民、越人、宁波人这样阶段分明的发展线索。宁波人这个大家谱的眉目更清楚了。
坐落在余姚市境内，离宁波市区不远的河姆渡遗址，是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史学界公认为长江以南最早的文化遗址。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先后出土了石、骨、木、陶各种质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六千三百多件。连同宁波城市调查发现的余姚市的一些零星遗址也都属于河姆渡文化这个系统。其中八字桥石器时代遗址，离河姆渡遗址西南九公里，面积约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出土文物以夹沙陶为主、泥质陶次之的鼎、缸、钵和盆等，以及斧、（左石右奔）、刀、杵、砺石等石器，都与河姆渡出土的文物相似。这都为我们重新认识宁波的历史和进一步研究这个古老的港口城市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河姆渡人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呢？从出土的陶塑人像我们可以看出，他颧骨突出、额头前突、长嘴、尖下巴。他们处于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转向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的原始公社社会阶段。新石器时代大概开始于近一万年内，河姆渡遗址距今七千年，可以说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期。
大批木结构遗址告诉我们，河姆渡先民是住在干栏式木结构建筑，与当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地区侗族人在架空的建筑基座上立柱架梁的住房相似。他们住在这种房屋里，用木杵加工谷物，在大夹沙红陶制成、有火门、火堂的灶上放釜来烧煮食物。妇女们用木卷布棍和其他骨制工具来纺纱织布。穿的是粗织物和兽皮。
河姆渡先民过着原始的公共生活，吃的当然是“食堂”。在出土的物品里，就有留在他们的“公共食堂”里的橡子、酸枣、夜开花、菱角等食品；还发现了一个“粮仓”，地板下堆积着厚达20至50厘米的灿稻谷。证明它是世界种植史上最早人工培育的灿稻。
人们从“公共食堂”的灰坑里还发现大量的虎、熊、猴、鹿、猪、牛、羊和大象、犀牛等40多种禽兽遗骸。考古学家们从这些遗骸的生长环境描绘出当时宁波地域的生态情景。那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沛，灌木丛生，一片湖泊沼泽；鱼儿东西浮游；雁、鸭、鹤群涉足于岸边；獐子、四不像出没于芦苇之间；梅花鹿、水鹿、老虎栖息于山地和林间灌木丛中；那些灵活顽皮的猕猴、红面猴一群群在山地和树上蹦跳；亚洲象、犀牛、老虎则生活在山林深处；在丘陵和沼泽交接地带，水獭、獾、豪猪杂居其间??????。今日阳光明媚的宁波平原，当年竟是百兽竞技的荒野。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百兽竞技的荒野，哺育了千百代的宁波人。只要我们稍为注意，就可以从现代宁波人的身上发现河姆渡先民的某种遗迹，更不要说5000多年以后越人文化对当代宁波人的影响了。
宁波人与温州人原为同族
在谈温州人的时候，温州市文化局老作家唐（左氵右是）说：古时候温州地区的主要居民是越人，越文化同楚文化相近而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温州地区依山傍海，地形和气候变化都很大，这种环境造就了越人喜爱幻想，思想活跃的特点，这同中原儒家文化恪守中庸、不语神圣是不同的。
地方文化既是地方生活方式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地方生活方式。到了北宋时期，温州地区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温州成为商业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而且是一个造船业中心。到南宋，这里出现了讲求功利、反对理学空论心性的“永嘉学派”，这同当地的经济发达是有一定关系的。直到解放前，温州的商业经济一直是比较发达的，与宁波不相上下。
唐老在谈温州时很自然的联系到宁波。因为宁波与温州在这里谈及的几个方面，除了商业和海外贸易，宁波是在唐朝就极盛之外，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就是王羲之为首的“浙东学派”也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提倡经世致用。何况还同属于越人，算起来宁波人与温州人还是同族哩！所以，我在这里也用唐老的观点来谈论宁波人。
不过，宁波由于交通比温州发达，对外开放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比较早，更有利于农文化向工商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长期来面对着国际资本的强大竞争对手，造就了宁波人如同温州人那样讲求功利、思想活跃，而且还有艰苦创业、联合成帮和强烈的爱国传统，“宁波帮”闻名海内外就是一个其中的表现。
越国做了吴的属国以后，越王勾践经过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战胜了吴国。战国时，越国衰弱被楚王击败又降了秦。越原来比较落后的文化，经这样与吴、楚、秦诸国的交流，产生了“杂交”优势。史载，楚国在春秋时先后吞并45国，居住在国境内的长江流域蛮人、淮河流域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侯国人，经过长时间的文化交流，事例成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原来局限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通过楚国伸展到吴、越，这就给我们指明古越文化的源头。
宁波四周发现的商、周、汉时代的古越冢，都说明了现在的宁波，是当时越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有的志书上记载，浙东在六朝以前还处于刀耕火种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但是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明，这里远在汉代，农业、手工业就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早在西周时代在这里，家族的村落已经是星罗棋布。汉墓中出土的水晶、玛瑙、琥珀、琉璃等饰件，经考证是从外地输入的。这说明宁波早在汉代就已经对外通商贸易，宁波古港在汉代就有了一定的规模，随着交通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贸易活动中心，为宁波港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宁波人善于经商，古越文化是历史根源之一。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就是当时的著名商人，号称陶朱公。他采用“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的贸易理论，要算是囤积居奇的老祖宗了。结果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加上子孙后代继续加以经营，家资富达“钜万”。在解放初期，宁波商店门口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经营不让陶朱富，贸易常存管鲍风”。人们早已把范蠡奉为商界老祖。要囤积居奇，就必须掌握时机，要掌握时机又必须作出预测，范蠡可以说是市场预测学的创始人。有这样一位老祖宗经商之道的代代相传，难怪宁波人做生意那样精了。
航海外贸、种稻制瓷早就独树一帜
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六枝木桨，柄与叶采用槐木料制成，与现在使用的木桨形状差不多。出土的独木舟残身和陶船模型都说明，船，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经是宁波先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了。1979年11月在交邮大楼工地又发现了宋海运码头遗址和古船。宁波造船业和海运业之所以闻名于世，可见其源远流长了。宁波造船历史的上限，也提前到原始社会年代。
现在宁波人只听说从宁波港出发有一条“丝绸之路”，最近有关方面才弄清楚还有同样早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瓷器之路”。志书里记载宁波人外出经商主要的是药业、海产品、草席和钟表业，很少记载关于曾经举世闻名的越窑青瓷。浙江越窑是中国瓷器的先驱。而浙江越窑并非只是出在绍兴。位于宁波市近郊的原妙山乡郭圹岙青瓷窑址，其出土的产品与我国青瓷烧造的发源地上虞县上浦乡小化坛东汉窑场出土的器物相似，也是我国青瓷早的烧制地之一。通过对古窑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真正越窑中心产地是宁波市慈溪市的上林湖窑系。目前已发现窑址102处，唐、五代、北宋的占80%以上。世界各地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越窑器物，从造型、釉子、纹饰查对窑口后，大多都是上林湖和鄞州东钱湖的产品。据文献记载，唐宋以来，从宁波（明州）等港运往国外的越窑青瓷数量很大，销地甚广。这条“青瓷之路”，从宁波出发，经温州、泉州、广州，并由广州绕马来半岛、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以至地中海各国。与北部朝鲜和一衣带水的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往来，那就更为频繁了。
河姆渡的考古发现，不仅把宁波的历史上限推前到六、七千年，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明，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宁波人，农业早已从“刀耕火种”进入了耜耕新阶段，而且能够人工种植稻谷了。不错，宁波素称“渔盐粮食码头”，在历史上是一个进口洋米的重要口岸。1923年进口洋米达100万担，至1930年增至236担。据估计常年缺粮约70万担。这种进口与缺粮情况具有很大的商业性。大多数是转输内地缺粮地区的，尤其是供应绍兴酿酒，然后又从宁波出口绍酒，年销量高达16800余万斤。至于以“山乡错杂产米不广……且易旱灾风潮，又复碱水坏禾之患。”的记载来说明这些不利条件妨碍了宁波农业的发展，这当然的一定的道理。然而宁波的气候和宁绍和象山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十分适宜于种植水稻的。而且宁波人民也正是在同这样水旱风潮灾害的斗争中，大修其水土之利，堰坝（左石右契）闸棋布，自唐至清创建水利共约310次，重修58次，以不断完善的水利设施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恰是宁波农业发达的历史标志。
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石纺轮、木质线刀、骨针等，还说明当时作为农业组成部分的手工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商品经济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商业的繁荣，“无宁不成市”的出现，是离不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的。
由此看来，宁波人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善于种田，同时又是造船和烧制越窑青瓷的能手。
（原载《宁波史志工作简讯》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