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女校是近代宁波籍商人乐达仁在天津办的一所女子完小。乐达仁祖籍宁波慈城，1914年与其弟乐达义、乐达明、乐达德四人筹集白银4万两在天津创办天津达仁堂。达仁堂事业成功后，乐达仁回报社会，将收益无偿投入民众教育事业。
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学校很少，上学费用高，平民子弟难以入学，而贫家女孩上学更难。为此，乐达仁想办一所免费女子小学校，帮助穷人家女孩子完成初等学业。乐达仁找到了当时年仅36岁的《新民意报》主编，天津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教育家马千里，欲聘其为校长、董事。双方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办学事宜。以后又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办一所女子完小，校名为达仁女校，校址在河北大马路（即大经路，今天津中山路）上宇纬路路口对面，以临街一排小楼和后面带四合院的平房为校舍。
达仁女校创办资金由乐达仁等捐资47242元1角。其中乐达义、乐达德、乐达明各捐1万元；北京、上海、汉口的达仁堂各捐2000元；天津达仁堂捐5000元；乐达仁本人捐6242元1角。达仁堂每月出资经费600元，并另出房屋修缮费。达仁堂不干涉学校一切行政事务；学校由马千里任校长，只收女生，学生不缴学费，书籍和服装学生自备，学校每月拿出20元钱为教员购买参考书。乐达仁要给马千里付高薪，但是马先生绝不受禄。乐达仁只好让步，每月给校长10元钱的车马费。马千里后人马翠官曾回忆说“先父当时任《新民意报》总编辑，兼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平民教育促进会副干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干事长等社会职务，非常忙碌，但为不辜负乐先生一片诚意，同时也想亲自试验创办一所新型的女子学校，以达到他为国家培养先进的女人才的夙愿，便慨然允诺了（不领薪水，每月仅领用十元车马费）。”
1921年8月20日，达仁女校开学。达仁女校开办时只有两个班，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学生不多，教员也很少，当时的主要教师就是马千里的夫人张冠时。由于马千里经常不在学校，后来由18风的女教师邓颖超（文淑）代理校务。
邓颖超是津门闻名的革命女性。1920年8月邓颖超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两所小学任教，两年后应马千里先生之召，与女师同学王贞儒、许广平等来到达仁女校。1922年达仁女校已经有初小三个年级和高小一个年级，转年就成为有六个年级的完全小学校。达仁女校已经有十几名教师，这些教师大都是革命团体觉悟社成员和女师毕业的进步青年。由于邓颖超是女师毕业，又是觉悟社成员，且与马千里有师生之谊，五四运动中表现又那么突出，因此大家都很敬重她，马千里不在时，就由她代理校务，一直到1925年7月13日离开津门南下广州开展妇女运动。
在达仁女校任教的邓颖超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并且以讲故事或展示图画的形式讲授课文内容，启发学生思考，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马千里的子女马翠官在回忆中提到：邓老师“语言清晰，态度和谐，耐心地教育学生，使学生逐步懂得了遵守课堂堂规，逐步地体会了一些基础文化。经常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在院子里捉迷藏、丢手绢等游戏。她更重视从小灌输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在一些重大的纪念日，邓颖超用浅显的语言给学生讲中国历史。”
尤其要指出的是，达仁女校主张自由、民主、进步。所开的课目有政治形势、青年修养、妇女解放等内容，如《中国当前的各种政治势力》、《此次国内战争的起因和现状》；《学校教育国民的责任》、《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必须减少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类的幸福》；《妇女在家庭、社会、国家应有的地位》等。教师可以在《新民意报》开辟“女星”专栏，宣传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甚至唱《国际歌》。当时在欧洲的周恩来，给觉悟社社员写信，都是寄给达仁女校，由马千里转交。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工作的近3年时间里，与王贞儒等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在《新民意报》创办副刊《女星》和《觉邮》，开办女星补习学校，出版《妇女日报》，参加天津各团体举行的追悼列宁大会，以天津市民十名代表之一的身份前往张园慰问孙中山，孙中山在京逝世时代表天津女界前往致祭并参加守灵，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天津的工、商、学各界20余万人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在达仁女校期间，邓颖超于1924年1月入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
乐达仁先生作为达仁女校的校董，他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但是他更是理解马千里先生和邓颖超等一批进步青年的救国救民主张，一直默默地承受着社会上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并对邓颖超的社会政治活动进行支持，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乐达仁迫不得已，给马千里写了信，谓时局多艰，校务备感困难，学校将于年底停办等，马千里只好表示赞同。1926年12月21日下午，达仁女校操场上举行休业仪式，全校师生含着泪水齐唱《先生再见》歌。至此，乐达仁与马千里亲自创办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新型女子学校这样悲壮地与世人告别。
1984年6月下旬，邓颖超旧地重游，这时，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她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她深深地怀念宁波商人乐达仁和马千里，写了如下一段文章：
“20年代初，天津的一位大药商乐达仁，愿意出资办教育事业，他对马千里先生非常敬仰和信赖，就特邀马千里先生主持筹建达仁女校的事宜，并请马先生任该校校长。马先生表示，我可以当校长，不拿工资（每月只拿车马费十元），完全尽义务，但在处理校内一切事情由我负责，请你不要干涉。故而私立达仁女校在马千里先生主持和领导下，是一个开明、民主的学校，教员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上各方面的进步活动，甚至入团入党都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力和干涉。他所聘请的教员，绝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大家都很团结，积极工作。我能被邀请在这样的学校任教，再次同马先生共事，感到非常欣幸，受益良多。”
（原载《宁波史志工作简讯》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