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姓徐，名孝杰，字柏庭，1910年生于象山县环珠乡大徐村。殷夫从小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教他认方块字，背诵古诗。大约在六七岁时，他进入大徐义塾读书。1920年秋考入丹城县立高等小学，在校三年，深受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
    1923年秋，殷夫由大哥徐培根接去上海，用徐白的名字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就读。1925年夏，五卅惨案爆发，民立中学师生积极参加“三罢”斗争，使殷夫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五卅运动后期，殷夫利用提前放暑假的机会，随象山旅甬、旅沪青年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新蚶社，一起回到家乡。他们协助当地进步青年成立外交后援会，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并在《新蚶》小报上发表了一组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的新诗。斗争中，他进一步结识了同乡同学贺威圣、杨白等共产党人，在并肩战斗中受到教育。他在《意识的旋律》一诗中这样叙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星星在苍空上闪耀，憧憬的芽儿破晓”，“南京路的枪声，把血的影迹传闻，把几千的塔门打开，久睡的眼儿自外探窥，在群众中羞怯露面，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
    1926年7月，殷夫用徐白的名字，跳级插班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三年级。当时，浦东是上海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区。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殷夫因一个“獐头小人”的告密而被捕囚禁3个月，险遭枪决。后来由他的大哥徐培根托人保出。关于这次被捕经过以及他在狱中的内心活动，他在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里作了详细的描述。
    “朋友，有什么呢？
    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
    就是死，就是流血，
    就是在刀枪下走奔！”
    “同志们，快起来奋争！
    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
    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
    出狱后，殷夫得知母亲为他思念成疾，即利用养伤机会，回家探望。母亲知道他从事的活动是非常危险的，但从不阻拦，只是以慈母之心，嘱咐他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人间》、《啊，我爱的》等诗，希望“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1927年9月，殷夫托女友盛淑真（后受殷夫影响，改名为孰真）借得上虞人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等。当时党团一起活动，不久，他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领导下，他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活动，被同学选为学生代表、学生会干部。他领导进步学生，跟特务和反动学生作坚决的斗争，还举办了油印文艺刊物《漠花》，抨击时弊，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同济校园中，他写下了《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篇，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预期着“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洁圣的光芒”将永存人间。
    1928年初，殷夫参加了共产党人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党的组织关系属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书记潘汉年，支委阳翰笙。同年4月，他写下了《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一诗，反映了革命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风貌：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
    世界大同的火灾已被我们煽起，煽起，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
    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旄！
    1928年秋，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再次逮捕，后由大嫂张芝荣托徐培根在上海的熟人保释。获释后，他又回到同济大学学习德文。党组织考虑到他和王顺芳、陈元达等人的安全，决定让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10月，殷夫先回象山，在二姐徐素韵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任代课教师。其时，他二姐在杭州蚕桑讲习所时的同窗好友盛淑真也在女子小学任教。在此之前他俩经徐素韵介绍，已通信两年余。故乡逢知已，萌发了纯真的爱情，使殷夫激情迸发，诗思泉涌。现在留存于《孩儿塔》诗集中的65首诗，有一半写于这一时期，其中不少诗是专为盛淑真所写的。但由于殷夫母亲的反对，他们的爱情发生波折而被迫中断。不久，王顺芳（来象山时改名王涅夫）、陈元达等也来象山，一起在女子小学教书。他们以小学教员作掩护，经常深入白墩、爵溪等地作农村调查，编写革命诗章；并发动学生排练话剧，到街头演出，观者人山人海。
    1928年底，女子小学放寒假，王顺芳、陈元达等先后离开象山返沪。殷夫则因大嫂羁绊，未给川资，只得蛰居故乡。这段时间，他因失去组织联系，又受到爱情波折，心情比较苦闷，常去丹城北门外西寺等地，漫步沉思，写下了《归来》、《地心》、《我醒时……》等诗，充分反映了一个革命战士迫切期待着重新投入战斗的强烈愿望，在《归来》一诗中，他写道：
    归来哟！我的热情，
    回复我已过的生命！
    尽日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回归哟！来占我空心！
    1929年2月，殷夫在二姐的资助下，重返上海，寻找党的组织。经过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终于同党的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时，他的诗歌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写给一个姑娘》一诗中，他庄严宣告：“我不是清高的诗人，我在荆棘上消磨我的生命，把血流入黄浦江心，或把颈皮送向自握的刀吻”。
    在激烈的战斗中，殷夫好似一团燃烧着的烈火。他以饱满的激情和高昂的笔调，写下了《血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的诗》……等一系列的战歌。他在这些诗中，直截了当地号召人们：
    打倒××（国民）党！
    没收机器和工场！
    打倒改良主义，
    我们有的是斗争和力量！
    他满怀信心地宣告：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
    殷夫的大哥徐培根和三哥徐文达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他俩（特别是徐培根）总是企图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殷夫，千方百计拉他的后腿。但殷夫却坚强地抛开个人情感，毅然同大哥和三哥决裂。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之际，写下了《别了，哥哥》一诗，严峻地宣布：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1929年5月，殷夫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受到鲁迅的器重和关怀。据《鲁迅日记》中不完全的记载，自1929年6月16日到1931年1月，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殷夫（白莽）就有18次之多。1929年7月，殷夫在参加丝厂的一次罢工斗争中，第三次被捕入狱，惨遭殴打与严刑审讯，关押了一个时期以后，才被释放。出狱后，殷夫的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在大热天里还穿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棉袍，汗流满面地去见鲁迅。鲁迅热情地给予经济上的资助，使他很快安顿下来，继续做党的青运工作。
同年深秋，殷夫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会干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作，并担任这个组织公开出版的《摩登青年》的编辑；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撰写、翻译政治论文，现在能查找到的政治论文就有26篇。在战斗的间隙，他还写下了许多红色鼓动诗。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积极地为左联的《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写稿，发表了很多诗、散文和随笔，成为左联中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诗人之一。周年5月，他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殷夫写了许多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他在《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一诗中，宣称：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
    我们长在斗争的律动里，
    我们是时代的儿子，
    我们是群众的兄弟，
    我们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
    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1931年1月17日，殷夫应约赴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因叛徒唐虞告密，他与柔石、胡也频、冯铿等11人一起被英国巡捕房捕去。19日，经地方法院审讯，他们被强行引渡到国民党的警察局。然后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0几位党的重要干部一道，被押至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殷夫心境平静，坚持斗争，还帮助柔石学习德文。2月7日夜，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李求实等5位左联作家，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其他革命者共20余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围墙外的一个荒场上。
    殷夫等人遇难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日报》在2月12日发了消息；以后，又在《群众日报》上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予以揭露。鲁迅在弃家避难的客栈中闻讯后，以极大的悲愤写下著名的无题诗，其中两句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表示对死难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对敌人的无比愤恨。两年后，鲁迅又写下了不朽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并亲自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及《续记》，对殷夫的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别有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在殷夫等烈士牺牲的地点发掘出他们的遗骸，重葬于大场公墓，后迁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殷夫烈士以自己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他所翻译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言：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1983年，上海市举行戏剧节期间，把根据殷夫的革命事迹编创的话剧《生命?爱情?自由》搬上了舞台，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