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兰芳，学名实和，字培卿，1900年3月21日，出生在奉化县松岙村一个私塾先生家庭。他11岁就读于慈溪锦堂师范小学部，14岁考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由于他对当时的教育不满，17岁那年被学校当局开除出校。
    父亲去世，他为生活所迫踏上了教师岗位。先后在奉化松溪小学、鄞县四都花厅小学、镇海龙山小学、宁波佘使君庙北隅小学和宁波毓秀女校任教。这一期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卓兰芳因小学教师薪金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逐渐对社会的贫富悬殊产生不满。正在这时，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同乡好友卓恺泽的启发与开导下，他认识到人民生活的困苦，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他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志改造旧社会。
    1924年春，共产党员张秋人来宁波发展党、团组织，相继建立了中共宁波小组和团宁波支部。卓兰芳在宁波党、团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懂得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理。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宁波党、团组织的派遣前往和丰纱厂从事工人运动。他利用工人上下班在甬江摆渡的机会，搀扶童工和带小孩的女工上下船。没几天，他就和工人们搞得很亲热，人们尊敬地称他“卓先生”。
    卓兰芳常以了解工人的疾苦来启发他们的觉悟。当时，资本家以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资、罚款、甚至开除出厂等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女工方阿秀问卓兰芳：“卓先生，老板有财有势，我们和他说理斗争，他停我们工怎么办？”卓兰芳开导她说：“没有我们工人做工，老板也活不成。只要我们工人团结得像兄弟姐妹一样，就不怕老板停我们的工。”他还以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束筷子折不断的例子，启发工人懂得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在江北岸济公殿，卓兰芳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开学的那天，他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日出东方一点红，太阳升”十个大字，领着工人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并解释说：“‘红’，就是共产党；‘太阳’，就是光明。共产党来了，我们人间就会冲破黑暗见光阳。”后来，上夜校的工人越来越多，这就为组织工会奠定了基础。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宁波党、团组织立即发动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指派卓兰芳和陈鸿等人深入到和丰纱厂、铁路机务处、邮政局、正大火柴厂等单位，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实践中，党组织进一步了解了卓兰芳的斗争能力和组织才能，遂于暑期批准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秋，宁波和丰纱厂工会宣告成立，工人们欢欣鼓舞。可是不久，资本家勾结军阀当局，派兵查封了工会，并通缉卓兰芳。
    1926年1月，卓兰芳回到家乡松岙从事农民运动。他以松溪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在进步的小学教师和贫苦的农民、手艺工人中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松岙党支部。松岙竹匠卓阿位就是接受了卓兰芳的启发和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由卓兰芳和卓恺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卓兰芳在杨村、马头、裘村、吴家埠等地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开展农民运动准备了领导和骨干力量。
    6月间，卓兰芳先后在卓家祠堂、汪家祠堂召开农民大会。在会上，他首先向大家算了一笔地主豪绅的剥削帐，说明农民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闹革命。当场有不少人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
    为了扩大农会的影响，卓兰芳领导松岙农民与地主汪成仁、绅士卓慈沛进行斗争，迫使他们不敢再抬高土地租价和强占海涂。这两次斗争使农会的威信大大提高，会员迅速发展到近2000人。由于松岙农民运动成绩显著，卓兰芳被选为中共宁波地委委员。
    10月间，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浙江省省长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倒戈反孙（军阀孙传芳）。驻宁波的两个团也都响应，宣布反正。中共宁波地委决定乘此有利时机推动工农群众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并决定成立中共鄞奉部委，卓兰芳任书记，沙文汉任组织委员，加强对奉东和鄞东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卓兰芳等领导下，奉东、鄞东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会会员激增至2万多人。
    当时，军阀当局在象山港边的翔鹤潭村设有盐局和税关。他们横征暴敛，欺压群众。为解救群众的疾苦，卓兰芳等人决定打掉盐局和税关。11月初，1000多个农民手拿锄头、铁耙、龙刀、柴棍集合在翔鹤潭村将军庙。卓兰芳一声令下，农民们兵分两路呐喊着冲向盐局和税关。有个盐官拔出手枪威吓，被农民卓阿金一棍打落手枪，其余农民乘机一拥而入，缴获了几支步枪。与此同时，冲向税关的农民也捕获了税关头目，缴获了数支步枪。战斗结束后，卓兰芳决定把两处缴获的14支枪分发给各村农民协会，缴获食盐廉价卖给农民，盐款充作农民协会的经费。
    11月下旬，上海区委派罗亦农来宁波指导工作，要宁波地委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以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卓兰芳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与奉化各地党支部和农会负责人商议，决定大闹奉化知事府。随后，他带了几名骨干进城，与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党务委员卓子英（中共党员）进行了具体部署。
    1927年元旦，3名学生在张贴标语时被警察捉去。卓兰芳立即带领几名骨干冲进县衙门，叫县知事沈秉诚出来答话。
    沈秉诚慢悠悠地从内室走出来，拖着官腔说：“什么事？你们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卓兰芳，松岙人。你们为什么要抓学生？”
    沈秉诚一听，知道是奉东农运领导人，就喝令手下：“把他们绑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卓阿位抢先用手枪顶住沈秉诚的脊梁骨，大喝：“谁敢动！”这一下，警察被震呆了，只得眼看着卓兰芳等人救出学生，押着沈秉诚走出衙门。
    卓兰芳等人走出县衙门后，丢下吓得发抖的沈秉诚，就赶往红墙外市民大会会场。这时大会在卓子英主持下，正由我党代表和当地开明绅士登台演说，列数沈秉诚罪恶。群众听后叫嚷着要捉拿沈秉诚问罪。沈秉诚得到消息后，吓得魂不附体，带着随从往北门潜逃。农协会员追到西家畈凉亭抓获沈秉诚，扭送到会场。众目睽睽之下，沈秉诚低头认罪了。
    1月13日，卓兰芳出席奉东忠义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说：“我们要彻底翻身，就必须组织起来，壮大我们的力量，依靠自己救自己。”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卓兰芳目睹此情此景，感慨地对农会负责人说：“以后我们的工作更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会接踵而来，那就更有意义了。”
    2月14日，卓兰芳参加上海区委农委会议，汇报了奉东农运情况。返回宁波后，宁波地委派他和竺清旦同赴余姚指导工作。他们在庵东盐场，采用诉苦的方法，启发盐民的觉悟，于3月22日建立了余姚盐民协会。3月24日，卓兰芳主持召开盐商代表会议，他代表盐民向盐商们提出3条要求：一、不准克扣盐民的食盐数量；二、去掉洋尾（盐商付给盐民的盐款，每元大洋作一元零九分计算，虚加九分洋尾）；三、废除蓬长制（后改为盐民可以随时撤换蓬长）。经过据理力争，迫使盐商们接受了这些要求。庵东盐场斗争取得胜利后，卓兰芳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慈溪观城，去指导农运工作。
    正当工农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时，4月11日，宁波发生反革命“清党”事件，国民党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派兵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卓兰芳连忙赶回奉化，通知党员干部疏散隐蔽，使奉化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减少了损失。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卓兰芳被选为省委委员兼农民部负责人。随后，他去诸暨、富阳等地发展党的组织。
    9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在杭州被捕。党中央派夏曦来杭州召开浙江省委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10月，党中央在致浙江省委的信中指出：“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广大的农民暴动”，“要毫不顾恤的实行红色恐怖”。为此，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了从杭州湾到温州地区的庞大的《浙东暴动计划》，卓兰芳被指定为奉东忠义区暴动点负责人。正当他奉命行事时，中共浙江省委突遭破坏，省委主要领导成员王家谟、贝介夫等被捕，浙东暴动计划也夭折。
    11月下旬，党中央派夏曦等人重组浙江省委。12月，新省委成立后，在杭州无法立足，暂迁宁波。省委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主张继续搞武装暴动，决定以奉化、三北、宁海、浙西等地为暴动重点，派卓兰芳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指挥奉化暴动。
    在白色恐怖下，卓兰芳主持召开了奉化区委会议，研究暴动计划。不料，奉化暴动消息泄露。    1928年1月4日，鄞东大咸乡的豪绅向宁波国民党当局请兵进剿芦浦，破我机关两处，捕去区委委员1人和农民10人。奉化暴动还未开始，即受挫折。省委唯恐该处因遭受打击而停止暴动，乃连函催促奉化继续暴动，并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前往督促。在这种情况下，卓兰芳等人再次商议，决定于1月10日晚上起事，夺取奉化城。可是，这天晚上，到者仅20余人，暴动决定推迟一天行动。1月11日下午，农民军干部卓阿德率领农民军32人，在湖头渡一带先行动起来。此时，卓兰芳已闻国民党大批军队将至，遂决定停止暴动。1928年3月14日至16日，卓兰芳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即三月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会议总结了奉化暴动失败的教训，讨论并通过了《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4月1日，省委从宁波迁回杭州。4月22日，卓兰芳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召开了浙西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省委三月扩大会议精神，成立了中共浙西特委，他兼任特委书记。
    5月，党中央决定卓兰芳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里，在他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发出《省委芳字通告》第1至11号，部署全省的反帝斗争、宣传教育、职工运动、秋收抗租等各项工作并以省委名义发出指示信，纠正浙西各县组织的盲动主义倾向。他还多次深入到浙西，加强党的建设，帮助建立龙游、富阳、义乌等县委；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帮助基层干部明确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等等，从而使全省各地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起色。
    1929年4月，党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加强对地方巡视。卓兰芳任党中央巡视员，先后到浙东、浙北、浙西巡视指导。11月9日，他向党中央写了长达3万多字的《巡视浙西的报告》，指出党内的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措施。
    1930年，主持党支部中央工作的同志“左”倾盲动情绪又有抬头，命卓兰芳继续武装暴动。4月初，卓兰芳化名李品三，以中央巡视员身份，随带《中央通告》第70号来到诸暨。他听取了北区发动群众、开仓分粮的斗争情况汇报后，又深入到东区、西区、南区，对各支部工作现状和社会情形作了详细调查，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发起诸暨暴动，富阳等县配合行动。暴动前夕，卓兰芳在给诸暨县委书记何达人的信中，要求何达人“如遇紧要关头，要放大魄力，当机立断，切不可迟疑不决”。4月下旬，在卓兰芳领导下，诸暨暴动开始了。农民军臂缠红布，肩扛土枪土炮，手拿朴刀、龙刀，勇猛地战斗。当各区农民军按预定计划攻下了几个市镇时，队伍已扩大到3000多人。国民党当局忙调杭州等地省防军进行围剿，原已被农民军打散的警察、盐兵和地主武装也卷土重来。农民军与国民党军队浴血战斗了五六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诸暨暴动失败后，本应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策略。但是，上级仍命令卓兰芳组织以建德为中心的浙西暴动，他只好勉为其难地执行。7月6日，建德农民军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的番号，封锁了从建德到兰溪的水陆交通，收缴了警察所的武器，打败了驻防本地的省防军、缉私营等国民党军队。因浙西其他各县的暴动先后失利，国民党当局急调兰溪、浦江等地军警增援，建德农民军势单力薄，也终于失败。
    浙西暴动失败后，全省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卓兰芳仍然坚持在杭州秘密活动。1930年9月8日下午，他去江干区参加秘密会议后，途经板儿巷时不幸被捕，关押在柴木巷拘留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科长何秉达备了香烟茶水，对卓兰芳企图劝降，遭到卓兰芳义正词严的拒绝。不久，卓兰芳被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国民党法官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论法律，你是九死一生的。但你可放心，政府很器重你，只要你有点自省之意，不但不会加害，而且要大大重用。”对于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引诱，卓兰芳毫不动心，他坚定地说：“不必多说废话，我是不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国民党当局见利诱不成，就用严刑来威逼，要他招供出各地共产党负责人。卓兰芳斩钉截铁地回答：“外面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你们想从我口中得到什么，办不到！”敌人绝望了，终于对他下了毒手。
    10月5日，卓兰芳被绑赴刑场。一路上，他昂首挺胸，从容不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