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的宁波，寻常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随着解放军的到来，日子又有了哪些变化？１０００个老人有１０００种回忆片段。记者在市档案馆找到的解放前最后一张报纸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的《宁波日报》，发黄的纸页中，有个不起眼的角落报道了几种日用品的一周价格比较，短短的几行字反映出了那个年代的柴米油盐。

　　高细干、什支纱、红魁细布、祥茂皂……这些现代人早已陌生的名词却让八旬老人李振敏及其老伴杨宜芳两眼放光：“老人们都会记得，那是家家户户都用的啊！”

　　时光倒流，记忆回到６０年前，时任军管会财经部总会计的李振敏和老伴给记者解释了这些名词，并讲了那个时代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物价。

　
    ■那年的柴米油盐

　　“领钱用粮食，存钱用纱线”

　　◎人物档案

　　李振敏：市计划委员会（现为市发改委）离休干部，当时为随军南下干部，时任宁波市军管会财经部总会计。

　　杨宜芳：李振敏夫人，教育局退休干部，时为某中学学生。

　　◎名词解释

　　高细干：大米的一种。据李振敏介绍，当时的大米分三种，一般穷人家吃的是低细干，即早稻米，也称粗米、糙米，产量高，出饭率也高，价格便宜，口感不太好；比早稻米质量好一些的称为中细干；最好的是晚稻米，也就是高细干，其产量不高，但好吃、价格贵，有钱人才吃得起。当年５月２１日，高细干的价格为一石１２９２０万元，１周前价格为３８０５万元。（石为重量单位，李振敏回忆，当时一石相当于现在的７５千克。）

　　红魁细布：杨宜芳回忆，红魁是细布的一种牌子，当时布有两种，一种是手工织的粗布，又称土布；另一种是机织的细布，老百姓习惯称为洋布，质地较细，价格也比粗布贵，一般为白色。当时细布还有个牌子叫“龙头”，龙头白细布比红魁细布更有名。红魁细布由１周前的３３６３万元涨到了５月２１日的１２７６４万元，当天的报纸没有注明单位。

　　小包什支纱：什支纱即织布用的纱线，价格从一周前每包１８２４万元涨到了５月２１日的每包６４２８万元。

　　祥茂皂：当时很普遍的一种名牌肥皂，体积比现在的洗衣皂略大，价格由１周前的每箱５５００万元涨到了５月２１日的１８８７０万元。

　　童车火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种火柴牌子。据李振敏回忆，其生产厂家正大火柴厂在宁波也很有名气，厂址在现在的江北正大社区附近。老百姓一般称火柴为“洋火”，价格由１周前的每篓２４００万元涨到了５月２１日的９９９０万元。

　　火油散装：火油是当时点灯用的油。据李振敏回忆，当时江北老外滩附近有好几家生产火油的欧美公司，相对贫困的人家买不起火油，一般用菜油点灯。火油的价格由１周前的每听２６００万元涨到了９９９０万元。

　　双洋毛线：当时很普及的一种毛线牌子，价格较便宜。杨宜芳告诉记者，还有一种“三洋”毛线，质量好一些，价格也更贵。双洋毛线由１周前的每磅１２９５万元涨到了５月２１日的每磅５３２８万元。

　　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

　　为什么１磅毛线会卖到数千万？时任军管会财经部总会计的李振敏告诉记者，这里的钱是指国民党１９４８年发行后不断贬值的“金圆券”。宁波解放后人民币代替了金圆券，但开始时依旧没有避免贬值的命运。

　　金圆券是为了代替急剧贬值的法币而产生的。李振敏告诉记者，法币是１９３５年国民党发行的全国惟一合法流通的纸币，因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贬值速度飞快。从１９３７年６月至解放前，物价上涨２５００亿倍，法币还不如草纸价值高。于是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开始在全国发行金圆券，以每元折合法币３００万元的比率来兑急速贬值的法币。

　　然而，由于金圆券发行并无现金准备，发行量又无限制，还是导致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不到１０个月，金圆券发行就增加６５万倍，而批发物价上涨超过数百万倍。

　　统一货币成了李振敏这一批南下干部接管宁波的工作重点之一。当年５月２９日，军管会发布通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为非法货币，自６月４日起禁止使用。所有征粮、纳税、财物结算、物价结算均以人民币为准。

　　薪水用粮食来折算

　　刚解放时，由于种种原因，物价依然在不断上涨，不到１个月，黄金白银涨价三四倍。到第二年初，大米涨价４倍，纱和布涨价８倍，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很大。

　　“当时许多老百姓都有怨言，说换了个政府，也没啥进展。我们都理解，谁不想过正常的日子呢？为了把影响降到最小，我们都动足了脑筋。”李振敏告诉记者，合计来合计去，什么都能涨，唯独粮食不能涨。他们发现以前部分单位用粮食来发工资的做法有一定科学性，决定沿用下去。

　　对此，当年只有１７岁的杨宜芳印象深刻。越临近解放物价涨得越快，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尽快把它花掉。

　　杨宜芳的父亲当时是中学老师，因为钱贬值得太快，所以学校的薪水是折合成谷价来发的。杨宜芳回忆，报上每天都会刊载当天的谷价，当时父亲的薪水是每月１５００斤谷，发薪水那天就按１５００斤谷当天的价格来发钱。

　　杨宜芳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上午领钱回家，下午母亲就到纱线市场上，把父亲的薪水全部换成一团团的纱线，拖回家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到了该用钱的时候，母亲再把纱线拿到市场上换成钱，买回米、盐、布……

　　杨宜芳说，存着钱是没有用的，只有纱线，既保值又携带方便，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这么做，所以后来出现了专门的纱线交易市场。

　　解放后把工资折合成粮食的做法一直沿用了好几个月，后来北方出现了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折实单位”，宁波等南方城市也开始借鉴。李振敏说，一个“折实单位”就相当于面粉一斤、玉米面一斤、布一尺前五天的平均价格，宁波根据实际改成了大米和布。“折实单位”先是用来于银行储蓄存款，后来慢慢推广到工资发放、公债发行、房租计算等方面。这样，市民不管是做工赚到的，还是到银行存的，都是保值的“折实单位”，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机关食堂

　　盘中黄豆粒粒可数

　　普通市民可以领“折实”工资，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却一直是４毛５分钱。

　　４毛５分钱是什么概念？据说，开始定的是１斤猪肉的钱，后来连一滴猪油都买不到了。几乎所有人都不花，都存着。

　　解放后宁波物价不断上涨，在李振敏的印象中，表现就是市政府机关食堂盘中的菜越来越少，越来越差。

　　当时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吃住几乎都在单位。李振敏记得，刚开始虽然菜不太好，很难吃上荤的，但至少分量足。慢慢就不行了，连许多最简单的蔬菜都没了踪影。

　　“后来只吃盐炒黄豆，萝卜干烧汤，有时连盘底都盖不严。”李振敏回忆，大家吃黄豆时都不敢用勺子，只用筷子一粒粒夹。因为一勺子下去，别人就没得吃了。为了“改善生活”，他们领导还特意去酱油店买了许多腐乳来给大家下饭。

　　条件虽差，工作量却是超负荷的。为稳定物价，维持金融市场秩序，军管会采取种种措施打击银元投机，禁止各种银元买卖活动，取缔银元买卖。财政处的李振敏和同事们几乎天天奔波在外，他们突击检查过许多当时著名的银楼，逮捕了不少奸商，手中经过的金条银元无数，都全额上缴了财政处，没有人动过分文。

　　一直到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宁波的市场物价才逐步稳定下来。１９５５年，中国人民银行又统一发行了新人民币以替代原来面额较大的旧人民币，新人民币１元折合旧人民币１万元。

　　■那年的文化生活

　　革命歌曲苏联电影最流行

　　解放初流行什么？据史料记载，宁波解放后，革命歌曲《东方红》《你是灯塔》和《解放区的天》在宁波掀起了一股流行高潮，被军管会接管的《宁波日报》上，常常刊登革命歌曲的歌词、曲谱。解放初期工厂复工以后，每逢开会，总有群众学着部队的样子相互拉歌，“某某厂来一个”，气氛非常活跃。文工团还把部队的大合唱、打腰鼓和扭秧歌带到了宁波，几乎每家工厂都有腰鼓队、秧歌队。

　　民光电影院在宁波解放后的一个月恢复放映，正式开始营业。在宁波放了半个多世纪电影的老放映员吴炳奎回忆，解放初期最受宁波市民欢迎的电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苏联影片。当时，宁波军管会对市区放映电影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首先对苏联影片半价优待，对私营电影厂出品的进步影片，采取分级减免文化娱乐税，降低票价，吸引大批市民前去观影。

　　６月初，文工团表演的《白毛女》在宁波引起轰动，票是免费发到市内各个工厂和学校的，连续在天然舞台演出半个月，场场爆满。

　
 　■那年出生的孩子

　　一个又一个“解放”出生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８日，在镇海一对姓许的夫妇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夫妇俩平时是开小店的，以前最大的心愿就是战火平息，有个太平盛世，可以好好经营生意，后来终于盼来了解放，适逢第一个孩子出生，夫妇俩机灵一动，就把孩子取名为“解放”。

　　此时，外面宣传队锣鼓喧天，“解放了！解放了！”欢呼声不绝于耳。

　　一个词，在那一年深入人心。

　　没有战争了，生活太平了，咱翻身当家做主人了！这个词有太多寓意，那一年和随后的几年，有许多父母带着一种特殊感情，把刚出生的孩子命名为“解放”。

　　许解放很喜欢自己的名字，他说，后来出生的三个弟妹也都挺羡慕他。

　　据市户籍中心统计资料显示，宁波全大市范围内，现在名字叫“解放”的共有４９人，其中１９４９年出生的有１４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出生的有２６人。

　　这些“解放”，带着历史的烙印，经历着时代的变迁。许解放告诉记者，他的一生紧跟祖国经济发展大潮，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工人最光荣，他书都没读完就去棉纺织厂做工。一直做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他成了下岗队伍中的一员。他没有气馁，凭着一身手艺，很快在北仑的一家日企找到了工作。许解放说，在外企，他的名字很响亮，人人都知道是为了纪念家乡解放而取的。

　　花甲之年的许解放再过两个月要退休了。他说，“解放”好，祖国好，生活越来越好。

　　相信这也是许多“解放”们的感觉。

（原载2009年5月25日《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