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难，守城更难”。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那时上演了最后的疯狂，解放军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

　　政权是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们做了很多事：解散反动组织，肃清匪特，废除金圆券，打击银元贩子，稳定物价，维持治安，稳定民心，开展剿匪斗争……

　　“进这个政府大院，不算太难，可要当好这里的主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６０年后，最早进入政府大院的南下干部之一杨宪忠这样感慨。

　　“我是第一批进政府大院的”

　　◎人物档案

　　杨宪忠：市城管局离休干部，当时为随军南下干部，在军管会财经部工业处工作

　　“那一天，我是第一批进政府大院的！”时隔６０年，年近八旬的杨宪忠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政府大院的构造：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院子正前方有一条半封闭式走廊，是整个大院的中轴线，两边是错落的平房，也有几幢一层半式的木结构楼房，虽破旧，但不失威严……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杨宪忠成了最早进入政府大院的７名工作人员之一。那一年，他１９岁，宁波的解放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作为华东军区南下干部纵队的一员，杨宪忠后来参与了军管会接管宁波的全过程，点滴往事宛如昨日。

　　进城出奇顺利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４日，杨宪忠和战友们驻守在宁波的慈城，看着一辆辆炮车开往前线。

　　当时大伙儿都在议论，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敌人肯定会殊死反抗，一场恶战自然免不了。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总攻的炮声。没想到一夜都很安静，除了零星枪炮声，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命令，国民党军队已弃城逃跑，他们须立即进城接受任务。

　　胜利来得太快，大家似乎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匆匆忙忙地进城，背着米、油、铺盖，徒步３个小时。

　　山东小伙杨宪忠几分激动几分茫然，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将会留在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

　　通过浮桥走上东门大街的时间是２５日上午９点，道路两边商铺大门紧闭，没有行人。杨宪忠被指派随大队长刘德甫进政府大院看一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位于县前街上的政府大院。

　　门房已把钥匙准备好

　　高大的门楼，牌子上写的是“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大门紧闭，只有小偏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时，门房走出来一个６０岁上下的老人，恭恭敬敬地陪着笑：“你们是大军吗？”那时，老百姓都管解放军叫“大军”。刘德甫点头称是。

　　“我是这儿的门房。”老人似乎早有准备，拉开一个抽屉，里面一排钥匙放得整整齐齐，“全部办公室的钥匙都在这里，上面都有编号，你们拿去吧。”老人的表情很平静。

　　“还是你陪我们去吧，去你们领导办公室！”刘德甫说。老人接了命令，带上门领他们往里走。整个大院空空荡荡的。穿过大片空地，转了几个弯，他们来到位于大院西北角的一个单独小院。老人开了门，低下头：“这就是县长办公室，你们进去吧。”

　　烧纸做饭差点“烧”出处分

　　那是个精致的小院，两侧是厢房，中间是客厅，三间办公室，雪白的墙面，平整的地板，写字台和坐椅摆得整整齐齐，后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小花园，不由让杨宪忠暗暗惊叹。

　　刘德甫让他们留下等通知，自己去汇报情况。中午时分，几个年轻人肚子都饿了，杨宪忠突然发现小院门外西侧的一个屋子里堆着许多餐具，他找门房把门打开，里面竟还有许多火锅一样的东西。大家乐了：“我们正带着米呢！”

　　柴从哪里来？杨宪忠想起办公室的抽屉里堆着许多纸，于是用它来引火烧饭。没想到人人都被熏得眼泪直流，连水都没烧滚，更别说做饭了，大家只得饿着肚子等到下午。

　　用火锅做饭的事晚上被领导知道了，他顿时火冒三丈：“你知不知道你们烧掉的那些纸，说不定就是珍贵的文件档案？怎么会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等着处分吧！”大家被训得面红耳赤。

　　新奇激动的那一天，就在懊恼和自责中结束，还好后来证实烧掉的只是废纸，杨宪忠他们才免于处分。但这个教训，警示了他许多年。

　　“县长”办公室后来成了劳动局

　　４天后，杨宪忠带上了“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蓝袖章，当时的军管会分政务部、文教部、公安部、军事部、财经部、工业部等部门。杨宪忠被分到了财经部的工业处。

　　一个月后，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工业处被分为劳动局和工商局，杨宪忠到劳动局做秘书，搬进了市府大院。

　　事情总是存在许多巧合。刘德甫做了第一任副市长，兼劳动局局长。而劳动局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办公的独立小院。

　　工厂复工，生产继续

　　——一段时光的两种回忆

　　军管会：挨家挨户劝说民族资本家

　　在财经部工业处，杨宪忠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找民族资本家，劝他们回工厂复工生产，为接管工厂恢复经济打好基础。

　　在年轻的杨宪忠的印象中，资本家应该都是大腹便便的老人，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打交道的资本家竟是个气宇轩昂的青年，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他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言辞谦和，彬彬有礼，一进门就缴了枪：“我的枪以前是防身用的，现在解放军来了，一定会为我们维护治安，枪就不需要了。”他还表示，愿意听从解放军的安排，尽快复工生产。

　　这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正大火柴厂的负责人冯梯云，作为进步资本家的代表，他后来带动了一大批人。杨宪忠告诉记者，冯梯云后来一直做到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及中国监察学会会长，成为最早到政府部门担任副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之一。

　　而当时其他的不少资本家，一见到解放军无一不是惊恐的表情。一开始，不管杨宪忠他们说什么，对方总是一连串的“是是是”或“好好好”。他们只得一次次上门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对方了解他们的诚意，逐步打消他们的疑虑。

　　通过军管会的不断努力，再加上冯梯云等一批进步资本家的带动，当时鼎鼎有名的和丰纱厂、恒丰布厂等企业也都陆续复工。

　　袜厂女工：“大军”热情告知复工消息

　　◎人物档案

　　陈秀清：新典社区居民，时为一私人袜厂女工，解放后该袜厂并入宁波袜厂

　　军管会的努力，寻常老百姓都不太了解。那段日子，在许多普通市民的记忆中，就是先是“饭碗”没了，后来“饭碗”又回来了。新典社区居民、８６岁的陈秀清对此记忆犹新。

　　１９４９年，陈秀清２６岁，已经是３个孩子的母亲。她从１１岁起就在袜厂做童工，做了１５年，突然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厂里人告诉他，老板跑了，不用再来上班了。

　　陈秀清一下子蒙在那里，从没受过教育的她不知道政局的变化，只知道“饭碗”没了，没法赚钱养家糊口了。

　　染了病的丈夫在床上咳个不停，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生活几乎把她逼到绝地。她去敲石子铺路，像男人一样干活，差点把身体累垮，但为了赚一家人的口粮她硬撑着。

　　后来，街道上多了些扛着枪，穿着简陋军装的“大军”，许多好姐妹都不敢出门了。但她不行，依然起早贪黑，看到“大军”远远地避开，把恐惧深埋心底。

　　潜意识里，陈秀清还是不相信这么多年的袜厂会倒了，“换了政府难道人们就不穿袜子了？”她于是隔三差五地去厂里问问会不会重新开工。奇迹还真的出现了，有一天她发现厂门口站着她避之不及的“大军”，刚想离开，对方竟热情地迎上来，告诉她厂里快要复工了，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上班。

　　惊喜让陈秀清忘了害怕，连声问：“真的吗？真的吗？”对方真诚的笑脸让她彻底打消了疑虑。她终于又有了工作，不久后丈夫去世，她靠在袜厂做工拉扯大了３个儿女。

　　陈秀清的老街坊徐春兰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她工作的地方是挺有名的恒丰布厂，解放前夕效益越来越差，后来只能用积压的布来抵工资。随后又一度停产，一直到解放后政府接管，他们才重新有了工作。

（原载2009年5月25日《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