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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宁波解放60周年特刊 解放·接管
发布处室:  发布日期:2009-05-25  来源:宁波史志网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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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城难,守城更难”。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那时上演了最后的疯狂,解放军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

  政权是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们做了很多事:解散反动组织,肃清匪特,废除金圆券,打击银元贩子,稳定物价,维持治安,稳定民心,开展剿匪斗争……

  “进这个政府大院,不算太难,可要当好这里的主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60年后,最早进入政府大院的南下干部之一杨宪忠这样感慨。


  “我是第一批进政府大院的”

  ◎人物档案

  杨宪忠:市城管局离休干部,当时为随军南下干部,在军管会财经部工业处工作

  “那一天,我是第一批进政府大院的!”时隔60年,年近八旬的杨宪忠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政府大院的构造: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院子正前方有一条半封闭式走廊,是整个大院的中轴线,两边是错落的平房,也有几幢一层半式的木结构楼房,虽破旧,但不失威严……

  1949年5月25日,杨宪忠成了最早进入政府大院的7名工作人员之一。那一年,他19岁,宁波的解放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作为华东军区南下干部纵队的一员,杨宪忠后来参与了军管会接管宁波的全过程,点滴往事宛如昨日。

  进城出奇顺利

  1949年5月24日,杨宪忠和战友们驻守在宁波的慈城,看着一辆辆炮车开往前线。

  当时大伙儿都在议论,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敌人肯定会殊死反抗,一场恶战自然免不了。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总攻的炮声。没想到一夜都很安静,除了零星枪炮声,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命令,国民党军队已弃城逃跑,他们须立即进城接受任务。

  胜利来得太快,大家似乎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匆匆忙忙地进城,背着米、油、铺盖,徒步3个小时。

  山东小伙杨宪忠几分激动几分茫然,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将会留在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

  通过浮桥走上东门大街的时间是25日上午9点,道路两边商铺大门紧闭,没有行人。杨宪忠被指派随大队长刘德甫进政府大院看一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位于县前街上的政府大院。

  门房已把钥匙准备好

  高大的门楼,牌子上写的是“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大门紧闭,只有小偏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时,门房走出来一个60岁上下的老人,恭恭敬敬地陪着笑:“你们是大军吗?”那时,老百姓都管解放军叫“大军”。刘德甫点头称是。

  “我是这儿的门房。”老人似乎早有准备,拉开一个抽屉,里面一排钥匙放得整整齐齐,“全部办公室的钥匙都在这里,上面都有编号,你们拿去吧。”老人的表情很平静。

  “还是你陪我们去吧,去你们领导办公室!”刘德甫说。老人接了命令,带上门领他们往里走。整个大院空空荡荡的。穿过大片空地,转了几个弯,他们来到位于大院西北角的一个单独小院。老人开了门,低下头:“这就是县长办公室,你们进去吧。”

  烧纸做饭差点“烧”出处分

  那是个精致的小院,两侧是厢房,中间是客厅,三间办公室,雪白的墙面,平整的地板,写字台和坐椅摆得整整齐齐,后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小花园,不由让杨宪忠暗暗惊叹。

  刘德甫让他们留下等通知,自己去汇报情况。中午时分,几个年轻人肚子都饿了,杨宪忠突然发现小院门外西侧的一个屋子里堆着许多餐具,他找门房把门打开,里面竟还有许多火锅一样的东西。大家乐了:“我们正带着米呢!”

  柴从哪里来?杨宪忠想起办公室的抽屉里堆着许多纸,于是用它来引火烧饭。没想到人人都被熏得眼泪直流,连水都没烧滚,更别说做饭了,大家只得饿着肚子等到下午。

  用火锅做饭的事晚上被领导知道了,他顿时火冒三丈:“你知不知道你们烧掉的那些纸,说不定就是珍贵的文件档案?怎么会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等着处分吧!”大家被训得面红耳赤。

  新奇激动的那一天,就在懊恼和自责中结束,还好后来证实烧掉的只是废纸,杨宪忠他们才免于处分。但这个教训,警示了他许多年。

  “县长”办公室后来成了劳动局

  4天后,杨宪忠带上了“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蓝袖章,当时的军管会分政务部、文教部、公安部、军事部、财经部、工业部等部门。杨宪忠被分到了财经部的工业处。

  一个月后,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工业处被分为劳动局和工商局,杨宪忠到劳动局做秘书,搬进了市府大院。

  事情总是存在许多巧合。刘德甫做了第一任副市长,兼劳动局局长。而劳动局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办公的独立小院。


  工厂复工,生产继续

  ——一段时光的两种回忆

  军管会:挨家挨户劝说民族资本家

  在财经部工业处,杨宪忠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找民族资本家,劝他们回工厂复工生产,为接管工厂恢复经济打好基础。

  在年轻的杨宪忠的印象中,资本家应该都是大腹便便的老人,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打交道的资本家竟是个气宇轩昂的青年,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他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言辞谦和,彬彬有礼,一进门就缴了枪:“我的枪以前是防身用的,现在解放军来了,一定会为我们维护治安,枪就不需要了。”他还表示,愿意听从解放军的安排,尽快复工生产。

  这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正大火柴厂的负责人冯梯云,作为进步资本家的代表,他后来带动了一大批人。杨宪忠告诉记者,冯梯云后来一直做到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及中国监察学会会长,成为最早到政府部门担任副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之一。

  而当时其他的不少资本家,一见到解放军无一不是惊恐的表情。一开始,不管杨宪忠他们说什么,对方总是一连串的“是是是”或“好好好”。他们只得一次次上门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对方了解他们的诚意,逐步打消他们的疑虑。

  通过军管会的不断努力,再加上冯梯云等一批进步资本家的带动,当时鼎鼎有名的和丰纱厂、恒丰布厂等企业也都陆续复工。

  袜厂女工:“大军”热情告知复工消息

  ◎人物档案

  陈秀清:新典社区居民,时为一私人袜厂女工,解放后该袜厂并入宁波袜厂

  军管会的努力,寻常老百姓都不太了解。那段日子,在许多普通市民的记忆中,就是先是“饭碗”没了,后来“饭碗”又回来了。新典社区居民、86岁的陈秀清对此记忆犹新。

  1949年,陈秀清26岁,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从11岁起就在袜厂做童工,做了15年,突然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厂里人告诉他,老板跑了,不用再来上班了。

  陈秀清一下子蒙在那里,从没受过教育的她不知道政局的变化,只知道“饭碗”没了,没法赚钱养家糊口了。

  染了病的丈夫在床上咳个不停,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生活几乎把她逼到绝地。她去敲石子铺路,像男人一样干活,差点把身体累垮,但为了赚一家人的口粮她硬撑着。

  后来,街道上多了些扛着枪,穿着简陋军装的“大军”,许多好姐妹都不敢出门了。但她不行,依然起早贪黑,看到“大军”远远地避开,把恐惧深埋心底。

  潜意识里,陈秀清还是不相信这么多年的袜厂会倒了,“换了政府难道人们就不穿袜子了?”她于是隔三差五地去厂里问问会不会重新开工。奇迹还真的出现了,有一天她发现厂门口站着她避之不及的“大军”,刚想离开,对方竟热情地迎上来,告诉她厂里快要复工了,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上班。

  惊喜让陈秀清忘了害怕,连声问:“真的吗?真的吗?”对方真诚的笑脸让她彻底打消了疑虑。她终于又有了工作,不久后丈夫去世,她靠在袜厂做工拉扯大了3个儿女。

  陈秀清的老街坊徐春兰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她工作的地方是挺有名的恒丰布厂,解放前夕效益越来越差,后来只能用积压的布来抵工资。随后又一度停产,一直到解放后政府接管,他们才重新有了工作。

(原载2009年5月25日《东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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