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山，乳名兆祺，又名树春，1917年8月9日生于慈溪县庄桥更楼村（今属宁波市）。他的父亲是钟表店的小职员，经常失业，生活贫困，只能将朱洪山寄养在上海的叔父家。叔父送他进类思小学读书，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经常受到师生们的好评。小学毕业后，叔父要他弃学习商。朱洪山认为当时的生意人只图个人的私利，坚持要继续读书，叔父不允，他便离开了叔父家。在老师的帮助下，他到虹口栈业公会办的一所学校半工半读。白天，他在栈业公会做勤杂工，晚上到夜中学读书，有时还当报童大清早出去卖报。深夜，他总是在路灯下苦读，他的深度近视就是在这段时间患上的。
    在上海学习期间，朱洪山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朋友，如当时在天宝路澄贤小学任教的竺扬(共产党员，后任中共宁波特委委员、鄞县中心县委书记)。竺经常借些马列主义小册子给朱洪山，朱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革命理论的启迪，使他的思想逐渐开朗。一次，一个教师发现竺老师藏有列宁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就向校长告密，校长本想开除竺老师，但在朱洪山和另一些进步老师的据理力争下，校长没敢开除竺老师。在上海，朱洪山亲眼目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卑劣行径，以及社会当局的腐败，朱洪山愤然离开了上海，回到鄞县南乡小学教书，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去。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当时的朱洪山热血沸腾，早就渴望去革命圣地。这时竺扬老师也回鄞县南部活动。他俩相遇，畅叙抗日激情，共商去延安大计。竺扬后因工作需要仍留在宁波，朱洪山同陈亨炯、王孝丰一起先行延安。途经武汉，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实际上这是山西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兵队的主要负责人由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杨尚昆兼任。
    朱洪山通过学习，不仅学到了游击战争的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了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懂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懂得了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理论的学习，使朱洪山从一个有一股抗日热情的青年，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同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八路军学兵队结业后，朱洪山、邵明、金如山、傅志评等80余人，由陈克寒带队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浙江正需要大批干部，朱洪山等由徐介(徐汉光)带领来到浙江，先在丽水松阳古市搞抗日宣传工作，不久经丽水新四军办事处（实际是省委机关）重新分配，朱洪山和邵明等一起到了慈溪。
    1938年5日，中共慈溪县工委成立，朱洪山任县工委委员。他以县民教馆、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县政府兵役科等处的公开职务为掩护，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开始，朱洪山住在晋群小学。进校后，他首先画了两大幅领袖像：一幅是毛主席，一幅是朱总司令。画得逼真有神，并用仿宋体在学校的壁报上抄写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还经常给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教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后来又给他们主讲抗日游击战争，课讲得生动实际，通俗风趣，深得好评。
    朱洪山曾以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副队长的身份来掩护革命活动。慈溪的国民党县党部严密监视我党在战时服务大队的活动，他们故意滥捕服务大队的队员去当兵，既想搞垮战时服务大队，又借以扩大势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他们还借抗日之机，循私舞弊，不征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当壮丁。朱洪山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决定以国民党的兵役法——按抽签挨次序服兵役等作为合法斗争的依据，先礼后兵。由战时服务大队出面，请了镇公所事务员随带壮丁签号簿到大队部，朱洪山同队员接过签号簿一查，发现同章洋货店老板的儿子是2号，二成当铺老板儿子是3号，均没有被抽。朱洪山严词质问事务员为什么不依签号抽丁，服务大队的队员们也异口同声追问。那个事务员无话可说，只好求饶认错。反抽丁作弊斗争的胜利，引起顽固势力对朱洪山的仇恨。不久，他带领同志张贴标语时有人被捕，因而暴露了身份，组织上决定朱洪山离开慈城。
    1940年5月，朱洪山到奉西壶潭小学教书，同时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壶潭是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穷山村，朱洪山在壶潭村的永福庵里给学生上课、教歌，并结合进行抗日宣传，搞得热气腾腾。
    朱洪山十分爱护贫苦山民的子女。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冷天，他看到有个学生的脸冻得发紫，手背肿得象馒头，朱洪山询问中知道孩子没钱做衣，他看了看自己穿的夹袍，就剪下一半给孩子御寒。那时，小学教师的饭是在学生家里挨户轮着吃的。一次，他到一个学生家，家长端出一碗白米饭，亲热地招呼朱先生先吃。朱洪山生疑，故意说饭太冷要到锅里换一碗，他揭开锅盖一看，原来是一锅糠菜。朱洪山说服了那位家长后，同他们全家人一同吃起了糠菜饭。
    不久，朱洪山在村里又办起了文化夜校。他把我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编成文化课本，让青年们既学文化，又懂救国道理，同时还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很受青年们的欢迎。他在周乐天(党员，又任保长)的支持下，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壶潭抗日自卫队，自任指导员，积极开展锄奸锄特活动。
    朱洪山在壶潭村得到群众的好评，人们都说：“我们壶潭从来没有请到过这样好的先生。”但这却引起村上顽固势力王长辛等人的反对和仇恨。王长辛是这里的地头蛇王小川的儿子，鄞县顽县长是他妹夫。王等对村民说：朱洪山是共产党，跟着他要倒楣。人们则反驳说；朱先生如果真是共产党，那没有共产党真要倒楣哩！
    一天晚上，朱洪山和自卫队员们在学校办公室与王长辛谈判。一开始，王就蛮不讲理，接着就拔出手枪“呯”的一枪向朱洪山打去，在旁的自卫队员早有提防，子弹打在周云栩的腿上。王长辛拔腿想跑，被自卫队员挡住后，王又举枪射击，被自卫队员当场击毙。
    王长辛毙命后，朱洪山明知顽固派不会放过自己，但为使群众避免遭殃，他没有离开壶潭。5月11日早晨，驻在奉化的国民党顽军逮捕了他，把他关在俞家坑的一个破庙里。接着顽军进行了严刑拷问，打得朱洪山遍体鳞伤。最后在敌人决定枪杀朱洪山时，顽军一个姓王的大队长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讲？”朱洪山索来纸笔，写下了“朱洪山永远和壶潭人民在一起”。恼羞成怒的敌人见无所得，决定立即押去枪杀。
    壶潭村的学生家长闻知朱先生被抓走，纷纷赶到俞家坑，正遇顽军押着朱洪山去枪杀。村民们纷纷围住责问：“朱先生犯什么罪?”“我们可用全村人性命担保。”俞家坑的群众也围拢来。朱洪山激情地高声说；“父老们再见啦!他们马上要枪杀我，我欢喜壶潭，我死后，希望把我葬在学校后面，让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朱洪山的一席话，激起了村民们对顽军的更加愤恨，有的责骂敌人，有的要去与顽军拼命。在村民的压力下，顽军退却了，答应先把朱洪山释放。后由壶潭村群众代表出面谈判，村里花了一笔钱葬了王长辛。不久，朱洪山调离了壶潭。
    1941年10月，我党宁属特委根据抗战形势需要，调朱洪山到定海，同陈子方一起搞武装斗争。这时他改名为朱树春，在我党控制的一支抗日自卫队里任大队副兼指导员。他经常头戴笠帽，赤着脚出没在海滩上，从事武装活动。
    1942年10月，他又被调回四明山，在鄞慈地区工作。
    1944年5月，我党为了加强慈南、武陵等区领导，成立了鄞慈县办事处，朱洪山任办事处主任。县办事处成立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他亲自拟写布告，宣告县办事处成立。沿途袭击伪据点，警告日伪军不得骚扰。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战工作，鼓励愿意支持抗日的乡保长，教育、争取那些中间状态的两面派保长，对那些反动的伪乡保长则采取了警告和打击。这样就使县办事处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45年春，朱洪山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在鄞慈地区开展“二分红”运动，号召每个劳动力多垦种二分地的马铃薯等粮食作物。朱洪山亲自到慈南山区向群众深入动员，并带头在芝林、孔岙一带参加劳动。他赤着脚同山农群众一起开荒垦地，挑水担肥，样样干在前头，使“二分红”大生产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5年6月，朱洪山奉调开辟嵊、新、奉地区，7月又调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副部长之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隔不久，我党为了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撤离浙东等8个革命根据地，为国共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浙东区党委决定，成立留守处，朱洪山被任命为留守处副主任。他依依惜别了领导和同志们，挑起了留守处的艰巨重担。精简机构，疏散人员，埋藏物资，收回抗币，忙得他通宵达旦。有一次，他对黄明和杨根石两同志说；“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们留守处人员要有思想准备，我们要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要有同患难、共生死的决心。”
    10月10日，全国各报发表了重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但就在这时，曾被我军打得落荒而逃的田胡子（挺四田岫山部），又被国民党封为剿共司令，进驻了梁弄，原伪十师则打着国军旗号，重新占领了鄞西一带；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三师也抢占了余姚； “浙保”开始扬言要大举围剿四明山。在“黑云压城”之际，朱洪山及其战友没有被吓倒，而是沉着地考虑着后方医院伤员的撤退和派谁去与敌人谈判等问题。当时经由刘清扬、朱洪山、黄明等同志集体研究，否定了朱洪山自己提出去谈判的意见，决定由黄明作为伤员代表去谈判较妥。lO月19日晚，朱洪山送黄明去宁波前进指挥部谈判，两人一起在车厩候船。朱洪山心情沉重地对黄明说；“我们要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争取我们公开留守和伤病员合法撤离，但也要作好坏的准备，谈判不成就有被扣留、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一再勉励黄明：“一定要为党争光。”两人一直谈到红日东升，轮船到埠，才依依惜别。时隔不久，朱洪山得悉，黄明和部分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他心如刀割，怒潮难平。根据党的指示，这以后他转入了秘密斗争。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兵分32路向四明山区发动疯狂的“围剿”，我后方医院被抢，许多伤员被惨杀。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采取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方针，隐蔽在艰苦的山区坚持斗争。朱洪山选中了群众基础较好、地方党员较多的孔岙作为立足点，同地方党员林山一起，在比较隐蔽的芦鸡岙，用竹木柴草搭了一间茅舍，戏称为“公馆”，他为此还写了一首快板诗：
    深山密林小“公馆”，
    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
    不动椅子自动桌，
    滑轮眠床沙发垫。 
    长年不断自来水，
    烧饭做菜不冒烟。
    不是无聊享清福，
    只为革命做“神仙”。
    诗中的“金毯”、“金条”是指茅草柴枝，“不动椅”是指岩石，“自动桌”是指脚膝盖。一座山间小小茅棚经朱洪山一描绘，大家觉得比住高楼大厦还要舒服。朱洪山还同大家订立四条规矩；一、点灯不漏光，二、讲话不声张；三、烧饭不冒烟；四、走路不留脚印。
    在这段时间里，朱洪山经常写日记。有一次，林山问他：“朱部长，你在写什么?”他回答：“我在写日记，将来写本书，好给大家看看反动派是怎样反共反人民的，我们党是怎样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又问，“书名呢？”“叫《地下之火》好不好？”周围的人齐声说：“好!好!好!”
    在新的斗争环境里，朱洪山动员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爬山、学摔跤等等。有的同志问他为什么要练爬山，他说；“要消灭反动派，要保护自己，要靠有双‘飞毛腿’跑得快。”他自己确实练就一种本领：从这株毛竹跳到那株毛竹，甚至能整排毛竹跳过去不会落地。他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练摔跤，面且喜欢找最强的对手比赛。
    朱洪山也要求大家努力学文化，他说：“我们共产党人革命不光为今天打仗，将来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叫你去当乡长、区长、县长，没有文化怎么行？”说得大家口服心服。
    敌人的清乡扫荡，使那些土顽、地头蛇也嚣张起来，威胁群众，不断打听朱洪山的行踪。朱洪山一面对土顽们进行警告，说共产党还在，不要乱说乱动；一面到各村宣传抗日胜利后的形势，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同敌人斗争。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镇压了“浙保”二大队二中队杨柏年的一个爪牙，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这样，群众胆壮了，说：“只要你们在，我们总有出头日。”
    随着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四明山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1946年10月，朱洪山被任命为鄞慈县特派员，又开始了新的革命活动。
    在艰苦的岁月里，朱洪山的爱人徐健也一起坚持在四明山。她同同志们一样，躲柴山，住“公馆”，担任机关支部工作。后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组织上决定要她转移到上海工作。分别前，朱洪山同她谈了上海的风俗习惯，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还谈了全国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远景……最后朱洪山握着徐健的手说：“斗争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斗争又需要我们分开，将来斗争又会需要我们在一起。”并再三叮嘱：“以后你叫阿林嫂，可不要忘记。”徐健走了，当她回头与他再次道别时，朱洪山挥着手风趣地说：“阿林嫂，再见吧!”
    徐健走后，朱洪山根据上级党关于“要跳跃性的建立红色据点群，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鄞西潘岙建立红色点。12月29日(农历十月初九)，朱洪山兵分两路，出发执行任务。他同金声、包纯和两同志到达鄞西罂湖乡潘岙村，住在胡阿华家里。不料，被特务吴金华告密。12月31日下午，敌人分三路包围了潘岙，当时朱洪山正在帮助胡阿华的娘劈柴，金声和包纯和在屋内结帐、擦枪。朱洪山首先发现敌人，立即鸣枪报警，把敌人引向自己。金声和包纯和闻枪声后迅速撤退，朱洪山一面还击，一面撤退，不幸腿部中弹负伤。但朱洪山仍然坚持向敌人还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把朱洪山的头颅割下，到陆埠、袁马、梁弄悬挂示众，威吓群众。
    朱洪山牺牲时，年仅29岁。全国解放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命名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为洪山乡；壶潭小学改名为洪山小学。中共慈溪县委把朱洪山烈士遗骨移葬到他的故乡，并在他最早工作过的慈城镇慈湖畔修建了烈士墓，同时把朱洪山的英名镌刻在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大石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