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宁波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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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徐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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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0-09-01
  • 来源:宁波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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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婴(1921—1944),乳名芝堂,学名会庆,笔名山鹰,鄞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林中队”政治指导员,罂湖乡内乡长,抗日民主政府鄞县章水区区长等职。1944年4月5日被顽敌残酷杀害。

        1935年秋,徐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宁波中学。宁波中学是浙东地区最早兴办的一所著名学府,有着光荣的战斗历史。那时,东北三省沦陷已经4年,日寇步步入侵,蒋介石政府节节妥协退让,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平的一二九运动震动了全国,宁波市青年学生也随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12月下旬,宁波数千学生执小旗,高喊“还我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徐婴本来是个性格内向、语言不多的初中学生,但在这天游行中,他的喉咙也喊哑了。从此以后,他开始关心抗日救亡大事,贪婪地阅读着各种进步书刊。
        1937午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大举侵华,宁波城区经常遭到日机狂轰滥炸,宁波中学迁到鄞南胡家坟。徐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经常引吭高歌宋时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吟诵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更喜爱歌唱抗日歌曲。
    是年12月,杭州沦陷,宁波告急,敌机轮番轰炸宁波城市及离校十多里的栎社飞机场。校方宣布,师生们各自回家避难,顿时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日军占领了宁波怎么办?是苟安偷生做‘顺民’,还是奋起抗战?”这是当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在离校前—天下午,徐婴与宋里归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聚在校旁的一座古坟前慷慨激昂,各言其志。徐婴根据报上的介绍,主张组织抗日游击队,就地作战,拖住敌人后腿;有的建议去当兵。一群l6、17岁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热血沸腾,虽是初冬天气好似初夏一样。宋里归脱掉夹衣,用小刀撕下衬衫的前襟,划破右手食指,用鲜血悲壮写下了“誓死不做亡国奴”7个字。徐婴激动不已,一口咬破右手中指,在宋里归写得不清的笔划上,添上了他的鲜血。殷红的鲜血,记录了中华有志青年的钢铁誓言:誓死不做亡国奴!
        1938年春,浙东暂时苟安下来,宁波中学在胡家坟复课。徐婴目睹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大批国土沦亡,宁波危在旦夕。觉得青年学生如再不起来抗日,就有做亡国奴的危险,于是立志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面勤奋学习,一面积极投入抗日社会活动。1938年10月,宁波青年学生在中共鄞县县委的领导下.在各校“读书会”的基础上,由各校委派代表联合组成了《宁波学生周刊社》,出版《学生周刊》(简称《学周》)。徐婴在地下党员的教育影响下.积极参与了《学周》的编辑工作,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与进步同学一起举办民众夜校,致力抗日救国宣传工作。
        1939年暑期结束,徐婴随宁波中学从胡家坟到嵊县西区太平、坎流。嵊县西区区委书记周列平从党内获悉徐婴是宁波“学运”的积极分子,是条件已具备的党的发展对象。9月,徐婴由周列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婴当时是高二学生,即是宁中“学周”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学生会主席,肩负革命重任,在有限课余时间,他除了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外,还担负着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与附近的锦堂师范、清波中学等学运组织联系,建立秘密读书室,出版油印刊物。
        同年10月12 日,徐婴以笔名山鹰为名,与石村(即黄宣城)自动休学离校,与周列平、芦仲元一起到浙西天目山参加了省政工队,被编入第三大队。省政工队是当时浙江省省长黄绍竑所筹办的,他提出“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口号,得到我党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在两个月的战时干部训练中,徐婴感到十分新鲜,他在10月25日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着:“我戴着绿色的军帽,穿着绿色的军装,打着绿色的绑腿,多新鲜啊!我已是一个年青的军官了。我笑,我歌唱、跑步、写东西,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多有意思!”在此期间,徐婴与石村等4人白天各自随组活动,晚上聚在一个僻静的竹舍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主义基础》等马列著作。徐婴除了学习革命理论外,还见缝插针开始学习世界语。
        在天目山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同志们给徐婴戴上了“诗人”的桂冠。他那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发表在当时《东南日报》的《笔垒》等副刊上,同时他又兼任《民族日报》的特约通讯员,诚如他在家信中说的一样:用“笔”来做好需要做的工作。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
        省政工队学习结束后,徐婴随队到达绍兴,在那里.他们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采取组织歌咏队、剧团、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他们还组织了农民、店员、手工业者以及妇女、儿童等群众抗日团体。
        1940年5月,省政工队解散。8月,徐婴复名徐会庆,插班入宁波浙东中学就读,不久,被推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那时,名义上虽然仍是国共合作,实际上“磨擦”不断,争夺青年尤为激烈,三青团千方百计想控制各种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在一次由三青团鄞县分团部书记主持的各校代表座谈会上.他们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叫嚷各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应该在三青团的统一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大唱“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滥调,徐婴当场与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快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要强调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话,首先应该集中到完成收复浙西、保卫浙东这个任务上来。他主张各校的自治会可用联席会议的形式联合起来。主席一职,可由各校代表轮流担任。徐婴的一席话,彻底粉碎了三青团一把抓的阴谋,但也因此遭到三青团和学校当局的仇视。1941年1月中旬,徐婴和宋里归被学校当局以“行动越轨”的罪名暗退。
        4月20日,宁波被日寇占领。徐婴又复名为“山鹰”,离开家乡,来到嵊县雅致村剡山小学任教。他白天教书,晚上办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鼓舞群众组织起来,打到敌人后方去。徐婴不仅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就连个人的爱情也自觉地置于民族解放的大义之下。有位与他具有深厚感情的女友,由于对革命与爱情认识上的分歧,离他奔走江西。当时徐婴的情绪虽很复杂,但过后也就摆正了位置。
        1942年春夏之交,徐婴几次想去找新四军,但通不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于是辗转来到鄞西,正式用徐婴这个名字。6月,党指派他在“林中队”任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
    徐婴就职后,便以满腔热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他除了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经常和战士们个别谈心之外,还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行军、同战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深受战士们爱戴。
        1942年7月下旬,中共鄞奉县委为了开辟鄞西工作,着手培养干部,举办了“鄞西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指派徐婴任训练班班主任,并教哲学初步。
        徐婴讲课深入浅出,听得懂,记得牢,深受学员称赞。他待人热情,又平易近人,晚上自由活动的时候,常与学员一起到野外去谈心。他爱好文艺,经常讲鲁迅、果戈里、普希金、高尔基的故事,偶尔也讲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斗争生活。那时训练班是流动的,每到一地,就向当地农民借篾簟铺在地上睡觉,他总是抢先为学员扫地、铺簟,一点没有架子,不象是个当“官”的,大家亲亲热热叫他“指导员”。
        “鄞西小教暑期训练班”结束后,党组织了4个工作组,开辟古林、凤岙、梅园、樟密等地区。徐婴率陈洛宁、李敏等5人来到樟密做开辟工作。工作组内有几个个年青同志,他们虽然热情、纯洁、思想进步,但共同的弱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徐婴就象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还耐心地告诉他们工作方法,到农民家里去时,要口亲、手勤、不要怕臭怕脏,亲如一家人;到统一战线对象的上层分子家里去时,要分清主客位,做到不亢不卑,落落大方。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们在樟密一带地区组织起防匪保家的自卫队和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较好地完成了开辟工作的任务,使青年人在实际工作锻炼中迅速成长起来,其中,还只有20岁的李敏在陈洛宁、徐婴先后调离后,接任了章水区区委书记。
        “三青团鄞西区队”是国民党区长郭青白为了控制鄞西教育界在1941年12月建立的。他亲兼区队长,任命林一新(地下党员)为区队附,主持实际工作。因此,它—开始便为我党所掌握。1942年9月,鄞奉县委根据浙东区党委谭启龙同志大力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抗日武装队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指示,调林一新专职负责部队工作,调徐婴为“三青团鄞西区队”干事长。徐婴在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周思义直接领导下,主要负责对郭青白及其他主要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更多的中间势力,支持掩护进步势力的大发展。他充分利用“三青团鄞西区队”这块牌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仅取得了郭青白的信任,而且同支队部的秘书、副官们以及郭部的几个大队长都搞得很熟悉,使我地下党对郭青白的—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同年11月,郭青白为了加强对乡镇政权的控制,任命了一批“内乡(镇)长”(当时鄞西乡公所内有两套班子,一个是为日、伪服务的外乡长,一个是为国民党顽固派服务的内乡长)。由于我地下党的推荐和争取,郭青白对徐婴在“三青团鄞西区队”干事长任内的表现也满意,就委任为地处平原地区的罂湖乡的内乡长。
        罂湖乡西临姚江,北靠歧山,与我三北根据地相连,打游击便于进退,是我军进出的要道,是鄞西地区的粮仓之一。而在党的工作和建设方面还是个空白,是块亟待开辟的处女地。当好这个白皮红心的乡长,困难是非常大的。既要团结争取开明士绅,又要有理、打利、有节的反击反动势力,而这些顽伪乡、保长象变色龙一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很难对付。当初,徐婴听说要他拿着郭青白的委任状去当乡长,也有所犹豫:一个共产党员怎可挂着这块不光彩的牌子与那伙作威作福的乡镇长平起平坐呢?何况他是个具有浓重诗人气质的人,并不擅长行政事务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看到数目字就头痛”。可是一旦当上乡长就不得不经常接触头痛的数目字,关心群众的柴米油盐。不明内情的同志也替这位热情奔放的年青“诗人”去干这项差使而惋惜。但当他知道这是“整个决定”(“整个”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代名词)后,就强迫自己抛弃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他还写了《雪里小红花》诗—首,表示他无所畏惧的革命豪情。
        徐婴到职后,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怀着“把头落在罂湖”的献身精神,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当时,他浑身上下生着疥疮,连手都抬不起来,就用绷带吊在脖子上坚持工作。他关心群众疾苦。常常把从国民党那里得来的饷米接济同志与贫困的群众。陆温如有个女婴,因当时是供给制,无钱托人寄养,他就主动承担寄养费,并每月亲自送到寄养人的家里,群众误以为这个婴儿是徐乡长的。他自己的生活却是很艰苦朴素,烟酒不沾,衣穿不论,即使身体不好,也舍不得吃好一点。
        罂湖乡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人民负担太重,既要分别给敌伪和郭青白双方征收“派谷”,又经常遭受郭青白部的敲诈勒索,广大农民辛苦一年所打下的粮食几乎被搜刮一空。党领导群众采取了下列对策:对敌伪方面开展“反派谷”、“反抢粮”斗争。我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深溪村及时召开乡长会议,会上明确宣布: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凡有条件的乡,不准向敌伪交纳派谷,谁交谁负责。会后,徐婴召集乡内22个保长,在十三洞桥传达了第三支队会议精神,反复阐明“反派谷”斗争的重大意义,精辟地分析了该乡不交“派谷”的有利条件,毫不含糊地交代了党的政策——谁交派谷,就以资敌论罪。但罂湖乡外乡长胡政,明里承诺应承,暗里蓄意与人民为敌,竟然征集大批稻谷资敌。徐婴根据人民要求,报上级批准,把胡政镇压了。事后,他又发动党员和基本群众,运用“拖、阻、打”的三字方针与敌展开斗争。他还把原来存放在乡公所积谷仓里的几万斤存粮及时转移到山区藏匿起来,使日寇和伪军下乡抢粮扑空。经过反复较量,这场“反派谷”、“反抢粮”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对郭青白方面,主要是少报田亩和产量,使群众的负担多少减轻—些,他还规定郭青白部队所属人员,不准直接向群众派粮派款,一律要经过乡公所,能顶即顶,能推即推。从而使敲诈勒索的现象大为减少。当时的鄞西,任何—个乡(镇)公所都是借各种名义公开贪污和大吃大喝的。徐婴一方面廉洁自持,另—方面革除了—些陋规,使乡公所的开支大大节约。群众负担减轻了,生活改善了,他们齐声称赞为他们谋利益的好乡长,罂湖乡流传了这样的歌谣:“资敌乡长黑心肠,私下派谷送东洋(即日本)。徐婴乡长有胆量,胡政最后吃手枪。”徐婴受到贫苦农民的赞扬,就必然引起反动分子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想杀害他。一次,—支伪军包围了乡公所,叫嚷要抓徐婴,由于徐婴早被当地群众掩护起来,才免遭毒手。
        在这同时,陆温如带领的工作组在罂湖乡组织厂自卫队,广泛组织农会,实行“二五减租”,发展了一批党员。通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工作,罂湖乡的局面打开了,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里的乡政权已为我党所掌握。
        1943年9月,鄞西地区29个乡镇获得了解放,建立“鄞西六七两区联合办事处”,下辖章水、鄞江、武陵、古林四个区署,徐婴任章水区区长。
        1944年2月,顽军“浙保”二团窜到章水区,李敏等5位同志在樟村英勇就义,全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不久,敌人撤退了,徐婴带领群众埋葬好烈士的遗体,在樟村西首开了追悼大会。会上,他代表章水区委、区署,庄重地褒扬李敏等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贞不屈的革命战士,愤怒地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他的言词,如乌云翻滚中的巨雷,驱散了沉闷的气氛。
        3月中旬,顽敌“浙保”自强部队又卷土重来,熟悉鄞西情况的郭青白残部从宁海出来作向导,国民党四明区署也搬到崔岙,躲在宁海的国民党宁波专员俞济民扬言要在一月内消灭四明山“共匪”,把四明山变为“死民山”。当时,顽敌在崔岙等村筑碉堡,埋地雷,所有的大村庄道路都被封锁.四明山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徐婴率其区中队与县大队一起,在县委书记周飞领导下一起活动,他们翻山越岭,过溪涉水,昼伏夜出,与顽敌周旋。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由于部队日夜流动,3月下旬,徐婴连发高热,饮食不进。3月底,部队开到鄞西大雷十八柱。那是个地势较高的小山村。徐婴面颊绯红,额角象火一样烫,腰腿疼痛,躺在床上连转身也有困难。但敌情威胁严重,部队不能长住下去,周飞向他提出:由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下山,他摇摇头说:“山高路陡,同志们自己走路还要用拐杖,敌情这么严重怎能抬我?”同志们不忍让他独自留下,再三劝说,徐婴频频摇头,坚决不愿。最后,徐婴说:“请放心,我埋伏在这里,热一退就会回队的。”大家也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同意徐婴在一户政治、地形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家中住下来打埋伏。
        部队离开十八柱后,由于坏人告密,徐婴不幸被郭青白逮捕。关押在石岭。郭青白见抓到徐婴,以为可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向主子俞济民报功,于是在石岭大摆庆功宴,犒赏他的僚属和士兵。
        这伙豺狼,为了想从徐婴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供词,先是利诱,利诱不成,就动用了皮鞭、木棍、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把徐婴病得十分虚弱的身躯折磨得没有一块好皮肉。在生死的严峻时刻.徐婴始终没有向敌人吐出一个字。但郭青白又怎肯轻易放过升官发财的机会?1944年4月5日那天,几十个顽军全副武装,背着两挺机枪,把徐婴押到设在崔岙的四明区署,顽固反共的副区长以伪善的嘴脸与徐婴叙搞统战时“情义”之旧,谈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做人“秘诀”,说尽奉承话,劝徐婴就范。徐婴大义凛然,一阵冷笑:“既然进来了,我也不想你让我活着出去,这就是我对你的情义!”
        敌人的黄粱美梦破灭了。是日将近中午,敌人将徐婴押到樟村下街。徐婴像四明山上的青松,巍然挺立。绝灭人性的刽子手先用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胸膛,然后用刺刀剖开胸腹,取出心肝,扔入石头,暴尸野外。
        徐婴牺牲后,当地群众把他的遗体偷偷地安葬在樟村长潭。1944年5月29日,浙东行委会四明特派员在《新浙东报》上表彰章水区徐婴为光荣坚持原地抗战的模范行政人员。同年12月,四明特办和鄞奉县办事处.为了悼念李敏、徐婴等12位烈士,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将灵柩葬在现樟村烈士陵园的南首,墓前立了一块“抗日阵亡将士反顽殉难烈士纪念塔奠基石”的大石碑。建国以来,兴建了烈士陵园,徐婴烈士的灵柩移葬在陵园正中的烈士墓穴内。每年有许多老同志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前来瞻仰、凭吊,寄托深切哀思,学习先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