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章（1911～1995）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原对外贸易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卢绪章百年诞辰。卢绪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无私奉献、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不息的一生。作为宁波人民的优秀儿子，卢绪章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一、中共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

    1911年6月，卢绪章出生于浙江省鄞县小沙泥街(今宁波市海曙区)一个小商人家庭。后因家境艰难，被迫辍学，1925年到上海源通轮船公司当店员、职员；1927年参加上海市商会主办的童子军团；1933年与他人合办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与腐败，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反帝爱国热情，他曾参加了商会夜校组织的童子军，积极要求抗日救国。1936年2月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9月参加上海全国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在训练班期间，于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开展工作，1937年10月至1940年6月任上海“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和支部书记。

    卢绪章在广大华行内积极发展党员，使广大华行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1939年1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5月，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干部到重庆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执行秘密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江苏省委负责人决定派卢绪章到重庆，以广大华行为基础，将它改建为党的掩护机关和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之后，卢绪章还担负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的任务，担任广大华行上海分行经理，后任该行总经理，利用广大华行作为党的地下经济企业。1940年7月，广大华行迁往重庆，这期间广大华行和卢绪章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叮嘱卢绪章：“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于1945年10月迁回上海。卢绪章在重庆、上海工作期间除领导广大华行外，还担任民安保险公司、民孚企业公司、中心制药厂的总经理。1948年秋，根据形势的需要转往香港，直至1948年底。

    卢绪章在广大华行工作期间，遵照党的指示，把广大华行作为三线秘密组织，做到“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在艰苦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冒着巨大风险积极为党开展工作，与资本家打交道，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旋，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卢绪章在领导广大华行近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绩，为解决党的地下组织的经费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卢绪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因解放区急需大量懂经济，尤其是懂国际贸易的干部，中央决定结束广大华行的业务，党员干部回解放区工作。1948年12月，卢绪章被安排在河北省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学习。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今北京）后，卢绪章被派往天津研究城市接管和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出任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等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贸易部，从此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的对外贸易屈辱史，揭开了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新篇章。1950年，中央贸易部在国外贸易司下设立了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12月，卢绪章被任命为中国进口公司经理，从上海北上天津，开始了筹备处工作。不久，公司由天津迁到北京。1951年3月，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出口公司合并，成立中国进出口公司，卢绪章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1952年9月至1955年6月，卢绪章任外贸部三局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经济联系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人为地割裂。1952年4月新中国派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卢绪章在团内分工负责同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并在会上极大地拓展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代表团同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以及同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民间贸易团体签订了众多协议，给美国的禁运封锁以沉重打击。同年12月中国和锡兰所签订的以27万吨大米换5万吨橡胶易货合同，1953年7月英国贸促会在北京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的3000万英镑商业协议，在新中国外贸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4月，卢绪章与英国四十八家签约厂商成立四十八家集团（英中贸易协会前身），成为促进中英经贸发展的开路先锋，也是在美国主导的“禁运”政策中打开的一个缺口。1955年3月，卢绪章作为中国贸易代表团副团长第一次访问日本。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禁运”逐渐走向瓦解。

    1955年，卢绪章被任命为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他到埃及、伊拉克、古巴等国家去谈判贸易。1960年7月卢绪章率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的古巴之行，奠定了中古建交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卢绪章不顾辛劳，1961年率团访问非洲马里、加纳、几内亚等国。4月，参加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国际博览会。5月，访问尼日利亚。11月，参与促成《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1963年率团访问英国、瑞士和荷兰。5月，回国途经香港，会见中资企业负责人、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6月，签订与智利的易货贸易合同。1964年率团访问中非，签署两国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11月，与意大利签订民间贸易协议。12月，率团访问非洲肯尼亚，签署两国的政府贸易协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卢绪章遭受诬陷。1968年11月，他被停职检查，1969年被送到北京郊区小汤山审查。1970年2月，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卢绪章才恢复工作，任外贸部顾问。

    1978年8月，卢绪章调任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华侨旅行社社长。1979年8月被任命为国家旅游总局局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旅游局长。1981年2月，他任国家进出口委、国家外国投资委副主任；8月，卢绪章重回外贸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3月，卢绪章退居二线，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

    作为中国外经贸事业的老一辈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卢绪章长期从事外经贸工作，具有丰富的领导对外经贸工作的经验，为开创和推进中国外经贸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长期奋战在外经贸战线上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为国家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卢绪章在就任华侨旅行社社长和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期间，正是旅游业重大转折的时期。他在这两年里做了大量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为国家旅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发动“宁波帮”“帮宁波”的杰出代表

    卢绪章退居二线后，仍热情关心国家改革开放和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并为之献计献策，尽心尽力。1984年，宁波的开发开放刚拉开帷幕，卢绪章受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派，肩负“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任，以73岁的高龄回到阔别六十年的故乡指导工作，并欣然担任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顾问。这之后十余年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制定宁波的长远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高瞻远瞩，为宁波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北仑港的开发发挥了重大作用。卢绪章提出，要把港口的开发列为宁波开发的重中之重。为了加速利用北仑港，他于1985年8月上书邓小平，对进一步发挥北仑港作用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建议国家将北仑港二期工程的五万吨级集装箱和散装货泊位建设列入“七五”计划，并抓好配套交通集疏网络的建设。一是建造宁波至上海的高速公路；二是加快萧甬铁路的改造，提高通过能力。他还提出：“作为应急措施，应立即在北仑港扩展水上过驳作业，沟通北仑港与长江中下游、沿海各港口的水路运输，为上海等大港分流，这是一个投资省、收效快的好办法。”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日后逐步得到了落实。1986年，国家确定北仑港为中国四大国际中转枢纽港之一，加快开发建设。得益于他的指导，宁波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明晰了城市的发展思路，进而提出了“改革开放双管齐下，外引内联同步进行，优先发展港口，以港口促工业，促内外贸易，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以后，宁波历任市委、市政府领导坚持实施并不断深化了这一发展战略，通过全市人民的不懈努力，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殚精竭虑，为加快宁波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宁波城市地位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开发开放之初，宁波的各项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经过卢绪章的上下奔走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考察了解，加上包玉刚先生、邵逸夫先生等一批关心宁波建设的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宁波的发展优势和存在的困难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85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为副组长，卢绪章和包玉刚先生为顾问，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为成员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专门设立协调机构，这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协调小组顾问，协调小组每次开会，从议题的确立到时间、地点的确定，从出席人员的落实到会议议程的安排，卢绪章总是亲自参与，会前会后忙个不停。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在成立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宁波、深圳开了6次协调会议，为宁波“七五”期间重点项目计划的落实和发动“宁波帮”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宁波的一些大项目，如北仑港二期工程、北仑钢铁厂、栎社机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的。这其中无不凝聚着卢绪章的心血和汗水。

       
1984年，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国务委员谷牧（左二），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先（左一），顾问包玉刚（左三）、卢绪章（左四）和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左五）在北京

    他内外奔波，不辞辛劳，为发动海内外“宁波帮”建设宁波作出了特殊贡献。宁波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有30多万宁波籍人士及其后裔旅居在海外67个国家和地区。宁波开放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海外“宁波帮”对家乡缺乏了解，心存疑虑，不愿来宁波。毫不懈怠的卢绪章，始终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托，把发动“宁波帮”作为头等大事，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声望高的优势，想方设法联络海外“宁波帮”人士，请他们来家乡走走看看，以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在卢绪章的辛勤努力、故乡的热情感召和有关各方的积极推动下，世界船王、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包玉刚，香港“影视大王”、慈善家邵逸夫等宁波籍知名人士先后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1985年10月29日，由包先生出资兴办、由邓小平题写校名的宁波大学奠基。1988年10月，卢绪章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与海内外宁波籍著名人士一起，成立了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并担任了首任会长，为加强宁波与海内外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合作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宁波帮”的优势的充分发挥，为宁波的开发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据统计，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海外宁波籍人士回乡人数累计已达32万多人次。他们回乡探亲、旅游观光、投资办厂、开展贸易，并慷慨捐资为家乡办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5000余项，为家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至2010年，海外“宁波帮”给家乡的捐资已超过14亿元人民币，加上在全国其他省、市捐资兴办的各类公益事业，海外“宁波帮”捐资总金额达到了82亿元人民币。

    卢绪章一直把宁波的发展繁荣当作自己晚年的最高追求，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老而弥坚，为宁波的建设和繁荣，倾注了大量心血，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宁波的发展。他在1990年6月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小平同志，我受您的重托，一直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怠懈。加快宁波开放，促进宁波繁荣，这是我余生的最大愿望。这几年来，虽已步履艰难，力不从心，仍上下求索，内外奔波。”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成立后，卢绪章抱着病弱之躯，一如既往地为宁波的发展而奔走。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东钱湖、月湖、天一阁、城隍庙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宁波的旅游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唯恐来日不多，工作经常夜以继日。直至1991年住院治疗，他仍无时不以家乡宁波为念。当他得知宁波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面貌有很大变化的消息后，频频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在北京去世，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历程。卢绪章投身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半个多世纪，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并为之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无论是战争年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从事外经贸和帮助宁波开发开放等方面工作，不管斗争环境多么复杂，不管工作任务多么艰巨，他都能克服各种困难，以自己出色的才于和辛勤的工作，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他始终以个人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以党的事业为重，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

    卢绪章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组织领导能力强，政策思想水平高，工作有魄力，有主见，处理问题果断，讲究工作方法，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发扬民主。他思想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关心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谦虚谨慎，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并享有良好的社会声望。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高风亮节，襟怀坦白，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清廉刚正的高贵品质。

    卢绪章虽然已经与世长逝，但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依然留在宁波人民心中。纪念卢绪章百年诞辰，不仅是为了追忆他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要学习他对党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创业创新的可贵精神，学习他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为国为民为家乡锲而不舍的赤子情怀，学习他终生保持刚毅正直、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宁波人民将永远铭记卢绪章对家乡的深情厚意，永远铭记卢绪章对宁波发展独具的战略眼光和为振兴、繁荣故里而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他为宁波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已经载入宁波的史册。


（执笔：胡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