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宁波。图为毛泽东召集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省（市）委第一书记在专列上开会。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给粟裕、张震等的电报
52年前，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视察宁波市容时曾由衷感叹：“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其实，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宁波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过许多有关宁波的重要指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追溯毛泽东与宁波的珍贵史实，可以使人们从地方党史的角度，领略毛泽东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家、战略家的雄才伟略。
从大革命时期起就高度重视宁波的革命斗争
宁波人民素有爱国精神和革命传统，曾经谱写了戚继光浙东抗倭、宁波“黑水党”袭杀英军、慈城太平军击毙洋枪队头目华尔、镇海抗法保卫战大败法国远东舰队等众多的光辉篇章。宁波又是全国建立地方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在中共四大的号角声和大革命的洪流中，1925年二三月间，中共宁波支部在城区启明女中正式诞生。192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共宁波全地方第一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宁波地委领导机构，接着又组建了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宁波党组织的创建与壮大，使宁波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领导核心，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开始蓬勃兴起，宁波革命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共产党人提议，并积极参与领导，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开办的。地委派出的农委书记竺清旦和共青团员金绍勣赶赴广州参加了农讲所的学习，他俩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演讲，学习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革命理论，进行了军事训练，并到彭湃的家乡海陆丰等地参观取经。培训结业回来的竺清旦，后来成为浙东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被誉为“农运大王”。金绍勣在学习期间被转为共产党员，结业后，地委派他到家乡鄞县大咸乡领导农民运动。他们犹如革命火种，点燃了宁波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是年9月13日，慈溪县北部2000余名受灾农民因不堪官僚地主的压榨，到警察署报荒，与警察发生冲突。愤怒的农民，缴下警察的枪械，烧毁警察署的房屋，并拥到地主劣绅家“吃大户”，捣毁其家具和器皿。地委农委获悉后，立即召集非常会议，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派组织部主任王嘉谟赶往慈溪指导斗争，但终因错失时机，没有找到农民领袖，暴动失败。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对这次暴动作了如下评述：
慈溪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的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二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历史表明，毛泽东把慈北闹荒暴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这是非常深刻的，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虽然这次暴动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党的正确方针、策略的指导，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胜利开展是不可能的。为此，王嘉谟向慈北的共产党员提出：今后要加强农民工作，深入群众，吸收同志，结识领袖，重新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10月下旬开始，宁波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7年2月，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在宁波公开成立。至4月初，地委所属各县有组织的农民达10万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直接抗击了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猛烈冲击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基础，农民阶级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领导宁波人民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41年2月1日，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区、江南根据区（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赣边区）和苏鲁战区。并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的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绍兴、诸暨、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沦陷。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又在给刘少奇、陈毅等的电报中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强调“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5月起，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来的一大批干部，在浙东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员会成立。8月，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随后，三北、四明、会稽、三东4个地区级工委相继成立，浦东工委也隶属浙东区党委。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次年1月5日，正式对外宣布这一番号。
1944年秋，解放区战场已转入局部反攻，日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濑石、赖传珠：“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与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中局于8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宁沪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沪宁杭鄞不但为全国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而且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带，认真布置淞沪、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对于配合盟军作战及最后战胜日寇，是有极端重大意义的。”“责成苏中、浙东、苏南、淮南四个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迎击反攻形势到来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它有力地促进了浙东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浙东区党委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溪召开浙东首届军政干部会议。指出浙东党和军队的任务是：“继续巩固与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并从各方面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反攻时机配合盟军反攻敌人，夺取沪杭甬等大城市，解放东南数千万同胞。”11月5日会议结束后，大会向党中央、毛泽东发了致敬电。毛泽东于11月24日，给大会代表复电：“张饶赖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毛泽东戍敬。”毛泽东的复电，极大地鼓舞着浙东军民的抗战信心，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
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地、县、区三级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了四年之久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经历大小战斗643次，毙伤日军官兵610人，毙伤伪军3062人，俘虏伪军5504人。到1945年，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领导着拥有400万人口、4个地区、16个县级民主政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浙江抗战的主力战场和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之后，各路野战大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继续向大西北、大西南、华南、华东沿海等地进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奉命实施战略追击，昼夜兼程，长驱江南。1949年5月6日，毛泽东发出电报指示：“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
据此，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于5月16日从杭州三墩镇出发，沿杭甬公路，开始进军浙东征程；同时，其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则与第二十二军协同，向新昌、嵊县、奉化地区进击。经过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5月25日前先后解放了上虞、余姚、慈溪、宁波、奉化、镇海等城市和沿途广大市镇乡村。随后，于7月上旬发动宁象战役，解放了宁海和象山县。8月中旬开始实施“百日逐岛攻击”作战，通过首战大榭岛、梅山岛反击、攻打金塘岛等战斗，为解放舟山群岛准备了条件。第二十二军在挺进浙东过程中，共歼敌1.1万余人。
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反动政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为防止一旦进入溪口，可能发生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行为，因此在5月6日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示前线将领：“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担负解放奉化的第六十一师，坚决执行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在征战途中不断进行思想教育，讲明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5月25日上午进驻溪口后，严格纪律，以秋毫无犯的行动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赞誉。
十分关注宁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转变中，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需要探索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毛泽东重点思考和牵挂的一个大问题。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兴起了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1952年至1955年是浙江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试办阶段。1951年，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村民罗祥根出席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会上，中共浙江省委领导说：农民要搞好生产，今后要使用机器；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建设，才能逐步使用机器。罗祥根听后很受启发。在上级领导机关的指导帮助下，1952年4月18日，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集体农庄，在慈溪县岐山乡成立，推举罗祥根为主席。农庄共有14户、社员48人，入社耕地149.91亩。农庄建立以后，取消了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农庄集体所有制，土地由农庄统一经营，耕牛、农具折价入社，产品进行统一生产分配，社员之间实行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7月，省委正式批准该农庄成立，并作为全省第一批农业合作社试点单位。
五洞闸集体农庄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刘瑞龙、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以及宁波地委、专署领导等，先后到农庄检查指导，要求把农庄办好。同时，省委、地委抽调7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农庄帮助工作。根据省委提出的“办好农业合作社必须依靠社员积极性，战胜一切困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紧缩开支，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发展副业，并适当注意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增加社员收入”的指示，农庄想方设法渡过创办初期难关。1953年，农庄扩大到55户，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庄员人均收入达到160.7元，比上年的84.8元增长89%。1954年春，该农庄改称为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该合作社扩大到181户，亩产皮棉50.5公斤，户均收入692元，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有了改善。
1955年10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把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的成绩上报中央。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关于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简报作了批示：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的岐山乡，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
是年，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获农业部“棉花丰收奖”，社主任罗祥根获“全国农业增产模范”称号，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旗帜。
以党的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带领全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经历探索的艰难和曲折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调查研究。1960年3月初，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3月9日，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沿途，对经济建设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
途经杭州时，毛泽东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一起，召集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省（市）委第一书记，对杭甬铁路沿线农村进行调查，并在专列上召开会议，先后讨论了包括“四化”问题；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农村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问题；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工业问题，主要是煤和铁的问题；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一系列内容。后来，3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上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部署。
3月15日，列车向宁波方向行进。途经时属宁波专区的绍兴县时，与会的书记们下车参观考察了绍兴东湖农场的春花作物，具体研究了绿肥生产等问题，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傍晚，列车抵达宁波市郊区庄桥。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召集中共宁波地委书记处书记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阎世印、宁波市委书记处书记葛仲昌等地、市委领导上了专列，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要了解宁波农业情况并实地考察大小麦、油菜和绿肥生产情况的指示。为此，宁波地、市委领导安排镇海骆驼桥附近靠近公路的一个生产队，迎候毛泽东来视察。但由于天气变化等原因，毛泽东没有到那里去察看。
3月16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宁波市容。当天下午6时左右，毛泽东在宁波火车南站健步走下专列，亲切接见了地、市委部分在家的领导和驻军代表。随后，在阎世印等陪同下，乘汽车出发，经宁波市区共青路过陆殿桥，往镇明路转中山路到东门口，向南从江厦街至灵桥西，再回灵桥路、长春路返回火车南站。在车上，毛泽东询问了宁波城市的规模、人口数量、群众生活情况和社会治安情况等一系列问题。陪同人员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不断点头微笑。当汽车行驶至江厦街奉化江边，看到横跨江上的钢架桥时，毛泽东问道：这叫什么桥？陪同人员回答：叫灵桥。毛泽东颔首笑吟：灵桥，灵桥。当时，正值雨后初晴，马路整洁，街巷平静。毛泽东透过窗向外眺望，不时露出慈祥满意的笑容。
当晚，专列驶离宁波。毛泽东莅临宁波，视察市容，时间虽然短暂，但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给陪同的地委、市委领导和参加警卫的公安干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警卫毛泽东视察宁波的王芳后来在《王芳回忆录》中写道：“我陪毛泽东主席视察宁波市容后，毛主席说：‘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宁波之行倡导了调查研究之风。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他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宁波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
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培养和锻炼干部，使干部取得实践经验，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密切干群关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重要途径。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以来，恢复和发扬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传统。浙江全省有3万余名下放干部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在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劳动好、工作好、思想好的先进人物，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肯定。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应四官，宁海县越溪山头应人。1958年越溪乡党委决定抽调应四官到越溪大队（村）任党支部书记。面对困难，他沉着应对，勇于挑起帮扶后进的重担，坚持参加劳动，和群众同甘苦，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改变了越溪大队的落后面貌，成为华东区的农业生产先进集体。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的、包括《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在内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十分高兴，特意写了批语，并将之改名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通过中发〔63〕347号文件印发各地。毛泽东批语认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是建设社会主义，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作为浙江省七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应四官后来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推广，也得益于毛泽东的及时关注和高度赞扬。“枫桥经验”创造于1963年，其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会同宁波地委和诸暨县委派出工作队，在诸暨县枫桥区的枫桥镇等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宁波地区组织了地、县、区、公社共500多名干部参加了试点，7月运动进入对敌斗争阶段。当时，该县枫桥区7个公社6.5万人口中，有“四类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违法破坏行为的163名，占总数的17.9%。运动一开始，试点的7个公社的部分干部和群众就要求逮捕45名“四类分子”。
10月底对敌斗争工作基本结束时，公安部领导检查发现，枫桥区并没有捕人，而是通过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制服了违法的“四类分子”，就向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为此，公安部专门派员到枫桥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后，在省委、地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11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向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拟作的以“枫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发言稿上批示：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了“枫桥经验”。由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富有远见地发出了保护“宁波帮”的指示
宁波具有源远流长的从商风气。名闻遐迩的“宁波帮”，就是宁波商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的宁波之行曾这样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1949年5月6日，在上海、绍兴、宁波一线指日解放，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之中，急电第二、三野战军及第七兵团领导：“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保护“宁波帮”的思想。显然，毛泽东这一指示是有充分根据和富有远见的。
“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二是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变革与反帝爱国运动。其中“宁波帮”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行动尤为人称道。
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杰出代表的“宁波帮”商人。针对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共产”的无端攻击，1945年9月17日，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在张治中住宅“桂园”专门会见了内迁到重庆的“宁波帮”企业家刘鸿生、胡西园等全国著名的产业界人士，阐明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和建国方针，表明不会把工商界人士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希望能同舟共济，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事，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新开端。刘鸿生后来说：“毛泽东讲话很有自信力，看来共产党是真心诚意要和平的。他要求所有支持正义、热爱中国的人团结起来，为中国的和平、独立、繁荣而奋斗。他的话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签订《双十协定》后庆祝大会上，他又见到了毛泽东，他感慨道：“我真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物，态度大方自然，谈笑风生，我真钦佩他的胆量，竟敢单枪匹马来重庆谈判，我也真替他担心，是不是能够安全飞回延安。”
毛泽东鲜明地支持“宁波帮”商人的正义行动。1946年6月，全国内战迫在眉捷。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代表团共10人，以马叙伦为团长，其中有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等4位宁波商人。当天傍晚他们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等5人被打成重伤。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前往看望慰问。6月25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上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支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 德
毛泽东高度信任和器重“宁波帮”企业家。1949年，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参加了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活动。是年2月，在党的安排下，盛丕华及包达三经香港乘船抵达已经解放的天津，又于3月25日转赴北平，参加中共领导人检阅解放军的仪式。晚上参加了庆祝北平解放宴会。会后，毛泽东设专席宴请盛丕华等人。4月15日，毛泽东专门约见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希望他们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同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文中强调：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参加工作。”由此，5月，盛丕华、包达三等参加了人民政协和全国工商联的筹建工作。9月，盛丕华、包达三应邀进京参加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前者被选为首届人民政协常务委员，后者为委员。10月1日，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应邀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也正是这些“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最早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行列：盛丕华出任上海副市长，包达三任浙江省副省长，蒉延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交通局局长，乐松生任北京市副市长。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设想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深知重新唤回“宁波帮”，就能给宁波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计倍增希望。l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号召：“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伟人话音所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的游子之心飞向故乡。曾经由于领导广大华行取得突出成绩，为解决党的地下组织的经费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和充分肯定的卢绪章, 于1984年受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派，肩负动员“宁波帮”的时代重任，以73岁的高龄回到阔别60年的故乡宁波指导工作，并欣然担任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顾问。这之后十余年间，卢绪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制定宁波的长远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星转斗移，乡情不渝。历史浓重地记下了“宁波帮”共谋祖国统一大业，为港澳回归作出特殊贡献；共同筹划宁波发展大计，推动宁波经济起飞；直接投资或牵线引资，促进宁波开发；投身科教兴国大业，热心捐助公益社会事业等精彩华章。至2010年海外宁波籍人士回乡已达32万多人次，慷慨捐资为家乡办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5000余项，给家乡的捐资已超过14亿元人民币，加上在全国其他省、市捐资兴办的各类公益事业，海外“宁波帮”捐资总金额达到了82亿元人民币，惠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捐赠教育事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爱国爱乡的“宁波帮”，开创了百年辉煌。如今，浩淼的太空中遨游着7颗以宁波和宁波人命名的小行星：宁波星，邵逸夫星，王宽诚星，曹光彪星，李达三星，谈家桢星和贝时璋星。其中4颗是宁波商帮之星。
与一批宁波籍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
毛泽东结识了不少宁波人，或与他们有文字之交，或留他们在身边工作，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世间留下许多佳话。吴亮平、胡华、袁牧之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吴亮平是浙江奉化人。他是中共早期党员，是宁波人中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一位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又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中共党史人物。他的突出贡献是1930年首次在上海翻译出版《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后又担任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翻译，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毛泽东评价吴亮平的作用“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恩格斯的代表作《反杜林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1930年6月，吴亮平受王明打击，离开中央宣传部，住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靠在一所大学代课挣点钱维持生活。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22岁的吴亮平，冒着酷暑，用3个月时间，翻译了《反杜林论》，由江南书店出版。
1932年10月间，吴亮平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开始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政治总教员。在11月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毛泽东也参加了。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向毛泽东介绍了吴亮平。毛泽东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原来，红军打下漳州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反杜林论》。后来长征的时候，毛泽东丢掉了许多东西，但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吴亮平回忆：“以前我虽然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深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但不曾见过面，这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是我一生中不能忘记的，他对待干部是多么平易近人，多么亲切温暖啊！毛泽东这次又说：‘我们什么时候详细谈谈吧。’我说：‘好啊，主席吩咐吧。’……从这以后，尤其是后来我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之后，我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毛泽东同志多次约我漫谈，他的学识非常深渊，特别是军事、哲学及形势分析等方面，给了我很多教育。”
吴亮平回忆说：“毛主席多次同我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对《反杜林论》全书，主席称赞恩格斯写得好，批判得全面彻底、深刻有力。也对我的译作作了鼓励。”“例如哲学编第十一节末我用了一句‘大过沉溺于杯中’，毛主席看了说：‘这样好，有味’主席甚至关心我作为译者用什么名字好，说署名还是吴黎平好。”
长征胜利后，吴亮平任陕甘根据地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由他负责接待并担任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的翻译。斯诺以此写成的《西行漫记》轰动了世界。斯诺后来在他的著作中说，吴亮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8岁，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又说：“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吴亮平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
《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很多读者写信到陕北，有的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一位美国妇女读了《西行漫记》后，从遥远的美国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她对八路军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情支持。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要吴亮平为他起草一封回信：
亮平同志：
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姐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胡华也是奉化人。1937年夏，未满16岁的胡华就读于奉化县立中学。胡华经常阅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和鲁迅先生的著作及苏联进步的文艺作品，日益萌发着抗日、反蒋、追求革命的思想。初中毕业后，因家贫读不起高中，胡华便考入免费供学的浙江省立高级师范。不久杭州沦陷，高师停办，他回到家乡奉化，和一些进步青年一道参加了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发起组织了“醒民剧社”，以演剧、歌咏等形式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又和三四个青年办起了《战时大众》报，油印了三期，又铅印了多期。这是一张8开三日小报，用奉化方言通俗讲述抗战的形势和必胜的道理并报道各地抗战消息，小报的消息来源是邹韬奋在武汉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地下党提供的延安《解放》周刊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胡华把每期小报寄一份给延安的毛泽东。1938年7月，他们收到了寄自陕西肤施（即延安）毛泽东的亲笔信：
《战时大众》执事先生：
收到贵报，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
毛泽东的来信，对胡华奔赴延安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感召。1938年10月，胡华和奉中校友张岱结伴，带着中共奉化县委的介绍信到了长沙，再由新四军驻长沙办事处介绍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胡华一行40多名男女青年组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由武汉步行千里，经南阳到洛阳，乘火车到西安，又步行700多里，于11月7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恰好抗日根据地正在欢庆十月革命节。从此，胡华即投身革命。后来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共党史研究事业。
出生于今宁波市海曙区的中国电影艺术大师袁牧之，自1938年参加革命以后，与毛泽东有过特殊的交往。在延安期间，袁牧之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两次宴请和亲切接见。第一次是在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拍摄前夕，毛泽东专门邀请袁牧之等人到他的窑洞去做客、吃饭。席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电影团工作情况，袁牧之一一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风趣地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这是袁牧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1940年春，袁牧之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杨家岭家里设宴为他和冼星海饯行。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还特地跑到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袁牧之最先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电影团在敌后和前方拍摄的经过和某些细节，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也很有兴趣，还不时地插问。袁牧之还兴奋而激动地向毛泽东报告，他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席间，毛泽东兴致很高，劝他们喝酒，要他们吃菜。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去苏联，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部影片的制作，同时也要对苏联的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进行考察，学习他们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设和发展电影事业及音乐艺术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后的借鉴。
从延安电影团到新中国中央电影局成立，整个人民电影初创时期，袁牧之始终都是参加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他是人民电影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初创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袁牧之因病离职休养后，还四处奔走，通过《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濒临灭亡的“昆剧”剧种，一时传为美谈。
“军中文将柳夷”柳夷，是慈溪人。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是年8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申请入党时遇到的困难。10月30日，毛泽东亲笔给柳夷写了回信：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柳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柳夷精心保存着这封信，后捐赠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入《毛泽东书信集》。
朱旦华、柴沫等都是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宁波人。朱旦华，出生在慈溪庄桥（今宁波市江北区）。抗战爆发后去延安学习，后由组织分配，去新疆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不久任新疆妇女协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1940年与时任省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喜结连理，成为毛泽东的弟媳。1942年，军阀盛世才把他们一家抓进监狱，秘密杀害了毛泽民，朱旦华在女牢中带着孩子毛远新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斗争。1946年7月10日，朱旦华母子等被营救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和延安各界的欢迎。
柴沫，慈溪掌起人。毕业后，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资料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就由柴沫于1939年9月1日送到地处延安北门外的书店新门市部。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期间，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认真工作，勤学苦练，在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执笔起草《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后当即作了“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的批示。
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谈家桢，也是得到毛泽东关照的宁波人。谈家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56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正逢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一天晚上，毛泽东指名要接见谈家桢等人，当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握谈家桢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在耐心地倾听谈家桢的意见后，毛泽东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1957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谈家桢接到通知，要他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出席会议。谈家桢未曾料到，毛泽东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认出了他，笑呵呵地对他说：老朋友啦，谈先生。继而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毛泽东的这些话，便把谈家桢从“内定右派”拉回到人民中间。
1958年1月6日傍晚，谈家桢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匆匆赶到市委统战部。原来，毛泽东特意派了自己的专机，要谈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一起到杭州。抵达刘庄，已过晚上10点，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着他们，令人深为感动。于是，在夜色迷离的西子湖畔，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品茗畅谈。毛泽东询问谈家桢：把遗传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仔细地倾听完谈家桢的话后，毛泽东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又一次约见谈家桢。由于毛泽东的关心，复旦大学于1959年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1961年又扩大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由谈家桢任所长。自1962年至1966年间，谈家桢领导的研究集体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种，由遗传所培养的教学和科研人才，都已成为工、农、医、林、牧、渔及高等院校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成绩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