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礼
摘 要：虞洽卿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无法回避而又颇具争议的宁波帮人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并不否认领袖、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本文以近代以来发生的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重庆国民政府为主要时间节点概述虞洽卿作为一个重要的爱国民族资本家抗日救亡义举。笔者从文化传统、时代潮流和阶级立场分析了虞洽卿的爱国救亡的原因。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记取教训，继续发扬宁波帮刻苦勤劳、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虞氏旧宅建筑群是慈溪市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旧宅坐北朝南，左右对称，错落有序，层次分明，是近代建筑中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这所宅院原先的主人就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无法回避而又饱受争议的宁波帮风云人物——虞洽卿。虞洽卿，经历了中国近代满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动荡时代，是近代中国展览业、金融业、航运界的商界翘楚，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市商会、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虽恪守“一品百姓”、“在商言商”的信条，但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亡国灭种危险加剧的特殊历史时刻，他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
一、主要历史事件简述
（一）“五卅”运动时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力日渐强盛。随后日本制订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在制度层面上正式给予了外商在中国直接开办工厂的合法权力，确保了外商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旋律紧密关联，以纺织资本为代表的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占有重要地位。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25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组织下，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亡10余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史称“五卅”惨案。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6月10日，虞洽卿在北苏州河路470号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会员大会，针对当时的形势，市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进行了商量。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发生的五卅事件，总商会应该有责任出面处理，务得公道之解决。为应对局面，处理善后，上海总商会决定成立五卅事件委员会，并通电全国商会及各界，请其一致努力；为了使已经形成的罢工罢市风潮能坚持到底，必须尽快筹集救济工人的款项。对于五卅事件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经穆藕初提议，除总商会正负会长外，其余人员请虞洽卿指定，以提高效率，减少程序。虞洽卿当场指定21人为五卅事件委员会成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虞洽卿用自身言行证实了自己是个爱国有担当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正如1925年6月6日《申报》报道法租界罢市之第五日虞洽卿之谈话，“闻虞君日来除各方调查五卅案前后情形，并与中外各重要人士交换意见外，一面力促工商学各界组织联合机关，以便共同研究应付交涉之方策，一面安慰工商学各界，使勿扰及地方秩序，授人口实，其工人日常生活之需，已由各慈善机关捐助大饼等项，以资维持。”
长时间的罢工罢市，数十万的工人面临严峻的生活问题，罢工维持费的发放成为关系到罢工运动能否坚持的最关键因素。由于罢工经费来源不稳定，因此，遭到困难，商界垫款甚至虞洽卿个人“调头寸”的能力就异常重要从五卅事件始发到8月底的三个月时间内，上海总商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约270余万元，用于接济参加罢工罢市群众的生活困难。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方便与租界交涉，虞洽卿提出组织一个“中华爱国募金大会”，该会以协助爱国运动为宗旨，虞洽卿被公推为总队长。虞洽卿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交际优势，奔走呼号争取国内外各界的同情，开展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英货运动，积极与各方政治势力协商化解危局。
五卅事件四年之后，一方面虞洽卿以五卅公墓董事会的董事长的身份电请国民政府向日、英等国交涉，另一方面虞洽卿组织死难家属和伤者向租界工部局要求抚恤。正如虞洽卿在请国府交涉电文所说：“查顾正红与演讲学生等惨死，纯为挽回已失主权，向帝国主义而牺牲，我国民族思想之唤起，世界公道同情之获得，继以沙基惨案发生，排货大收宏效，外交为之一振，而于国民革命之成功，似亦不无相当之助力。…属会现为维护国权民命记，以为五卅惨案，实有不能不迅予解决之处，用特电恳钧座，严令主管机关，向有关系国从速交涉，务达十三条要求全部履行之目的，庶几死者不致含冤，伤者得以救助，孤苦遗属，有所赡养，商界损失，稍资补偿，临电不胜待命之至。”最后，工部局拨款老法币15万元作为死伤者的抚恤金，并将款项拨到荷兰银行，交由虞洽卿处理善后。
（二）九一八事变时期。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8年6月4日，为贯彻“东方会议”，独霸东北，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决定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直接霸占东北。为制造舆论，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的名义非法租用长春县万宝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李升薰等188名朝鲜人耕种。随后，移居万宝山的朝鲜农民随即开凿水渠，从事开垦。朝鲜农民在当地农民的农田里开凿引水渠，损害了当地53户农民的权益。当地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以朝侨擅入，责令朝侨出境。1931年7月2日，日本驻长春领事派遣日本警察到现场“保护朝鲜人”，制止朝鲜人撤走，并在随后冲突中武装镇压当地农民。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捏造新闻，妄称200多人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从而引发朝鲜半岛大规模排华运动。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的反华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慨。在虞洽卿的建议下，上海各社会团体组织了反日援侨委员会，虞洽卿被选举为该委员会的主席。7月14日，反日援侨委员会召开大会，在会上一致通过对日经济绝交的决议。第二天，上海各店各号都纷纷挂出了“抵制日货，声援侨胞”的标语，作为声援。7月16日，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白井康和日本众议员加藤鲷一亲临虞洽卿寓所访问，除了为日本政府做辩解外，还希望上海方面改变态度，不要实行经济绝交。而面对这种游说，虞洽卿态度十分坚决，严词拒绝。8月14日，虞洽卿又提议，认为反日援侨会的组织尚不够完善，于是又邀请了市商会和各业领袖讨论改进。虞洽卿特别指出，抵制日货不能图一时而贵在持久，同时亦为本国工人的生计着想，有的进口原料要征收救国基金，能在国内解决的，应兴办原料制造工厂。
1931年9月18日，距万宝山事件两个月之后，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同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上海各业领袖，征求对日外交意见并商讨时局有关问题。虞洽卿作为代表之一，也在邀请之列。当时正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社会各界呼声日高的抗日要求，蒋介石避而不谈，而是只问抵制日货能否坚持，是否有效等问题。虞洽卿说：“当然有效，非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日货以纱布为大宗，煤次之。此次适英镑大跌，颇有利于定货，不然欧美货必日货价相差太远，非国人购买所能胜。”除了倡导抵制日货，虞洽卿还积极动员工商界人士，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能资助扶持实业，振兴民族工商业，从经济角度抵抗日本侵略。
（三）一二八事变时期。1932年1月28日，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驻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同年1月31日，《申报》主编史量才在四川路中国企业银行（系刘鸿生创办）楼上召集上海实业界、银行界等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大会“以上海地方，受日军蹂躏，焚烧烧杀，全市悲愤，危险情形，为从来未有”，宣布“从事于维持商业政策，救济难民等事。”大会选举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虞洽卿、杜月笙等被选为理事。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协助政府维持秩序，救济灾民，募集捐款，支持抗战。
1931年，国民党内部各派争权夺利，拥有粤军背景的十九路军作为各方妥协结果从江西移驻上海。然而，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政令不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军对抗，所以主张忍让，竭力避免战争。1932年1月28日、29日，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进攻，十九路军坚决予以反击，连续打退多次进攻，战斗极为惨烈。1932年2月5日，地方维持会为十九路军向国民政府发出乞援电，强调了十九路军抗战的重要性：“十九路军连日血战，各公团迭电请援，迄未见复。全市惶恐，究竟政府通令各军抵抗以后，对于悬乎孤军，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试问全国失此经济中心，今后将何以自立……”。此外，在地方维持会的号召下，上海各界踊跃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以虞洽卿为会长的上海市商会便转解慰劳将士款7300.85元，慰劳伤兵费1785元，转给十九路军慰劳品无数。在英、美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撤离上海，上海非军事化。
（四）八一三事变时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启幕。七七事变后，为了防止日军海陆并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着手构筑江阴堵塞线。虞洽卿带头响应，捐出多艘海轮载石自沉与江阴要塞口，阻止日舰上驶南京。虞洽卿所属三北轮埠公司的9万吨轮船中，共有3万吨自沉封锁航道，有2万吨滞留宜昌，既不能进川江三峡，又因江阴封锁退不回长江下游。八一三战役（又称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迫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改变为自东向西的入侵方向，为中华民族进行战略转移长期抗战争取了必要时间。
淞沪战场上中国军民伤亡数十万人，急需救护医治。10月29日的《大公报》报道：“虞氏（虞洽卿）兹以救护伤兵费用浩繁，特决定将去年各界赠送拟充洽卿医院筹备费之四万余元凑足五万元后悉捐市救护会，以充救护伤兵费用。又虞氏前以某伤兵包扎站伤兵情形颇为痛苦，故除自捐一千元外，并三北公司一千元、汪潘太夫人及徐贵生各五百元，合共三千元于昨日交市救护会，制订充作该伤兵站面包费用…”1937年9月，日机开始肆虐宁波，栎社机场及江北岸火车站被炸。1939年12月，日机不仅轰炸宁波市区，还滥炸乡村。蒋经国生母毛氏亦在逃避途中，逢墙壁倒塌遇难。危难之际，以虞洽卿为主席的宁波同乡会捐钱送药，驰援乡里，“当即先由会方垫款一万元，购备药品纱布，商情意商中意轮船公司租用德平轮为专轮，预定今日下午四时，即行直驶宁波，办理急救。”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陆续从上海西撤，周边百姓纷纷涌入租界，在侵华日军的封锁下，租界沦为孤岛。1939年起，日军加紧封锁，贴出布告，出入租界携粮五斤以上者，即为违禁，格杀勿论，并在封锁线上架设铁丝电网，此后米贩偷越时或惨遭枪杀、或被追逼投河溺死、或被军犬咬伤致残、或弃粮逃命，没收的米粮不计其数。1938年10月18日，上海市难民救济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虞洽卿被推定为理事长。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之后，积极统筹难民之居住、衣服、给养、医药、教育及其他救济事宜之计划，并为计划之实施而积极努力，维护租界治安，联络慈善团体，推销救国公债，转移部分学校、机关，收容难民，设立伤兵医院，还通过教会把国民党残余军警送回内地，不但对上海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支援内地的抗战也有间接的影响。虞洽卿利用自己掌握的6万吨海轮，与意大利驻沪领事合办中意轮船公司办运洋米进口。虞洽卿在上海举办平粜米的同时还发起组织民食调节协会，接受各同业会登记订购洋米，分配给各业职工。随后，虞洽卿将平粜米的办法扩大到宁波、镇海和三北家乡，组织三地的平粜会。宁波购米10万包，耗亏200万元左右，虞一人认捐103，100元。镇海由虞运去白米3000包，委托当地办平粜米，由虞和俞佐庭等筹垫各款。三北运去洋米20万包办平粜，虞一人认购349，884.95元。由于战时船少，运输风险增加，海运费用猛涨，米价也不断上涨。面对一些攻讦，虞洽卿再三声明，他只是用自己的船队运输并赚取了运费，米的售价只是在成本价格的基础上加了6%的零售利润。此外，1939年7月，时年73岁的虞洽卿赞助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与难民救济会等团体合作发起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征集经费支援新四军和救济难民的运动。
（五）重庆国民政府时期。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南京沦陷后，沪上所有商贾大亨纷纷外出避难。日本也多次派人与虞洽卿联系，不惜威逼利诱，希望虞洽卿投入到日伪的阵营。1938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特务部致函虞洽卿，要虞洽卿把三北公司与日本在青岛的东海轮船公司共同加入由日伪控制的船舶联合局，遭到了虞洽卿当场拒绝。1938年9月，虞在与青岛日伪当局信件中所述，“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存）续中，按环境事实，殊难共同经营海运事业。”后来，日本东海轮船公司竟伪造协议并由日本海军部致函表示祝贺，对此虞洽卿义正言辞予以了驳斥。为了巩固在上海的统治，日本加紧扶持伪政府的建立。1938年10月16日，“上海大道市政府”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由时任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出任市长，苏锡文为市政府秘书长。傅筱庵死后，日本又极力拉拢虞洽卿出任新的“伪市长”。另一个与虞洽卿曾经一起共事的袁登履，当时任上海难民救济会秘书长，协助虞洽卿办理难民救济工作，也经不起日伪特务的威逼，于1940年出任了伪上海商会主任委员，次年又出任伪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也堕落成为汉奸。1941年3月，伴随上海局势的恶化，加上家人的劝说，虞洽卿终于转道香港来到后方重庆。
来到后方，虞洽卿多方筹措，积极发展内陆运输业，先后组建了川光公司、三民运输公司、三北运输公司。据当时任三北运输公司运输部主任的刘文照回忆，蒋介石在腊戍时，曾经秘密会见虞洽卿，要虞尽最大可能采购有关物资，并运回国内。虞洽卿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车辆来到曼德勒和腊戍等地区，收购了大量的物品。这些运输的五金件中多数用于军械武器制造。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发急性淋巴腺炎，病情来势汹汹，两日后，79岁的“一代调人”撒手人寰，弥留时遗嘱捐献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二、原因分析
（一）浙东文化传统
浙东学派是浙东学术的主干，主要包括南宋浙东学派和明清浙东学派。两宋时期，知识分子们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浙东学人上承孔孟儒学，同时又对当时儒学主流的“理学”俨然对峙，反对空谈心性，崇尚实践，关注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点。宁波余姚籍大儒王阳明推更是崇知“行合一”。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谈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以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工农士商均是社会所必需，四者只存在分工不同，打破了以往“农本商末”的思想偏见。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首次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了工商业在理想社会中应与农业一样居于本体地位。“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黄宗羲肯定了利和欲存在的合理性，人要重义，但轻利也不符合人性，而赢利性质的商业发展对富民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四民平等，义利并举，工商皆本”。浙东学术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起点之一。它植根于浙江社会经济的土壤，又反过来作为“文化因子”对浙江大众文化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虞洽卿出生在浙东这片三北大地，少时家贫入学塾读“雨书”，14岁到上海谋生闯荡。不论人生际遇如何起伏跌宕，虞洽卿始终抱定工商本业的价值取向，始终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二）民族大义，顺应潮流
1931年，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特别是强占我东北三省的侵略行径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许多爱国知识份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各党各派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上海工商界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这场民族救亡图存的事业中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改变的枢纽，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提供了必要前提。1937年7月中旬，虞洽卿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庐山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虞洽卿敢于坚持民族正义，不畏强暴，得到了宁波商帮、国民政府乃至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首肯和帮助。
（三）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立场
毛泽东早在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矛盾性，“他们在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应该说，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现状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根源。虞洽卿从买办转变为民族资本家，兴办实业，爱国爱乡，追求社会进步。面对帝国主义的租界扩张，虞洽卿敢于挺身而出，保卫四明公所。面对腐败没落的清王朝，虞洽卿带头响应，资助资产阶级革命。面对国家主权沦丧，虞洽卿带头募捐，救国济民。面对威逼利诱，虞洽卿保持气节，决不妥协。虽然虞洽卿在一些爱国救亡活动中得到了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其在爱国救亡事业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时代意义
（一）铭记历史，警示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铭记历史不是在民族的苦难中唉声叹气，而是要记取教训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大的灾难，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耻辱，虽然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死伤人数超过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超5600亿美元。所以有人说，日本的此次侵华战争完全打断了中国的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承民族大义，建立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引导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在革命斗争的烽火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把新中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族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近些年来，日本政府右倾化加速，频频出现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行，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家及其人民，也促使我们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警钟长鸣。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牢记历史，铭记国耻，不仅仅是用来回味伤痛，更要居安思危，砥砺前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没有正义的力量永远是暴虐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正义永远是软弱的正义。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屡遭外来侵略悲惨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旧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异常艰辛，国际地位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受制于生产力水平，我们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
2011年，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世界排名80位以后，发展质量、贫富分化、资源约束、环境制约等困局都亟待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转折关头，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统领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体制增效升级“双引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老一代“宁波帮”泽被故里、报效桑梓，关心民族、实业救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在1984年明确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发扬“宁波帮”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鼓励帮助甬商创业创新，建设宁波，建设祖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上新台阶。
（三）居安思危，勿忘国防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不能指望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安全庇护，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国防力量。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隐忍退让并没有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止步，换回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侵略加剧。虞洽卿为代表的爱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经济绝交，也并不能使日本军国主义悬崖勒马、放弃侵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持久抗战，才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妄想。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尊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只有拥有强大国防实力，我们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才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