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微而致博大

———从民国《象山县志》看陈汉章的方志学思想

 

邵鹏

 

夫修志其难矣哉！征引博，或伤于繁；记载约，又病于简。体备正史，兹为僭；录时彦诗文，兹为滥……盖当其编辑之初，人人自以为无憾，而后人论定，辄多异同，此其所以为难也。

——郑迈《象山县志•序》

棻之鄙见，以为修志之法，不必过于求异，惟在广征文献，实事求是，不至任意刊改，向壁虚造而已矣。若夫脱漏舛误，亦必在所不免，虽使研京练都至于十年之久，征文考献逾于万卷之多，亦不能全无讹漏也

——王棻《柔桥文抄》）

 

引 言

 

中国方志发展到晚清民国的时候，产生许多优秀的成果，我们现在比较乐道的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几部方志，比如篇幅有二十五史十分之一长的民国《鄞县通志》，比如在抗日特殊时期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人才而出现的《遵义府志》，比如以当时最新观念设计至今很多新志似乎还无法超越的《北碚志》，以及黄炎培的《川沙县志》等。但实际上从体现方志的资料性和实用性上说，我们现在仅仅把这些作为优秀方志，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个时期出现更大量的是依然采用传统方式编写，却超越从前的大量优秀方志，以浙江而言，这个时期前后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集成性的方志，比如光绪《宁海县志》《鄞县志》《镇海县志》,民国《台州府志》等,都由名家学者操刀，做的洋洋洒洒。作为十次修志，留下了八部独立县志的象山，要有一部集成性的县志实在是呼之欲出,这个时机出现在民国初期。

民国10年(1921)8月，县知事李洣倡议重修象山县志。聘本县举人陈汉章为总纂，副贡何涵、举人孔昭藜、进士陈畬为协修，拔贡王韶九、史翰章，附生周震隆为分纂，及参订、校阅、采访、校刊等48人，共襄其事。民国15年书成，洋洋百万言。陈是前清举人，当时北大教授，茅盾、范文澜、傅斯年、顾颉刚皆为他学生。在1920年代接受象山县志编撰任务时，正是他学术的高峰期，基本文化观念的稳定期。作为一个学术统帅，他是一个在学问上、能力上、声望上有绝对权威的专家，而参与民国《象山县志》编撰还有前清进士、举人、秀才，也有受过新式教育的当时青年才俊，皆为一时之选。

 

一 以正史体例为构架

 

方志编修到清代的时候已经进入成熟时期，出现三种主要体例。一类是门目体。其典型是《河南通志》，全书八十卷，分为圣制，舆图、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礼乐、兵制、河防、水利、封建、田赋、户口、漕运、盐课、邮传、风俗、物产、职官、公署、仓廪、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寺观、古迹，帝王，名宦、人物、理学、儒林、忠烈、孝义、文苑。隐逸、烈女、流寓、仙释、方技、艺文、辨疑等四十三目。第二类是仿正史的纪传体，分纪、表、志，传、略、录等门，记帝王用纪，人物用传，宦绩用录，舆地、艺文用志，辅之以略，其他细碎之事，用表来标明。如光绪年间李鸿章主修的《畿辅通志》。第三类是三书体，创始人为章学诚。章学诚主张将方志分为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志是著述，采用纪传体；掌故和文征是资料汇编，分别汇辑簿书案牍和各体诗文。另外，将异闻杂说编为“丛谈”。在19世纪末期，受西学影响又出现了现在普遍使用的章节体。但是无论那种构架，基本的体裁还是志、传、图、表、录等几种，以志为主体。虽然我们现在津津乐道于《川沙县志》等某些创新，其实民国时期修成的方志，绝大部分也还是采用清人传下方法。

民国志在采用什么体例上，陈汉章先生有过仔细的比较，这可以从“凡例”中看出来。在陈这样的有成就的史学家看来，志为史之一体，应该从正统的史学著作中学习模式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们可以从凡例中看到“表”仿自《史记》，“考”见于《五代史记》，“传”创于太史公等论述，但是他对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也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我们从民国志的目录编排和命名中看出，这是一部以传统正史（纪传体）为构架，又吸收章学诚三书体理论，再充分发挥自身考据特长的优秀县志。对于县志的编纂，陈在娴熟利用史学规范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同样熟悉各种府县志书的套路，因此民国志其实在各个部分都体现出对方志独特的理解。

第一，反对志下设志，争立名的稳妥。很多旧志书，在总名“XXX府（县）志”之下，再以“志”名以下类目，在陈看来是一种逻辑不顺，认为《汉书》《唐书》等正史，因为以“书”为总名，所以可以在“纪”“传”之外另立“志”名，但是如果是同样性质的正史，比如《三国志》，本身已经以“志”为总名，下面就不再以“志”名,而是称“书”，一字之差，无关内容，却关涉书法。所以民国志全书以“图说”“表”“考”“传”“文征”等几个部分，之下再不见“志”。这个问题我也曾一直怀疑过，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这个问题都没有人引起重视。虽然从实际效果看，很多编著者估计也已经发现这个问题而加以避免，但是陈这样明确提出的似乎还不多，可能是第一个。看看一些著名的方志：

卷首：目次、序文、职名、例言、导言、图。

卷一：大事年表 卷二：舆地志

卷三：户口志 卷四：物产志

卷五。实业志 卷六：工程志

卷七：交通志 卷八：财赋志

卷九：教育志 卷十：卫生志

卷十一：慈善志 卷十一：祠祀志

卷十三；宗教志 卷十四；方俗志

卷十七：职官志 卷十八：选举志

卷十九：议会志 卷二十：司法志

卷二十一：警务志 卷二十二：兵防志

卷二十三：故实志 卷二十四：叙录

——民国《川沙县志》

 

黎锦熙拟县志目：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司法志、教育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后附本县文征、本县丛录。

————黎锦熙《方志今议》

 

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于现在看来，只能用习惯成自然，见怪不怪来理解了，但是陈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抛弃，反映他遵守着严谨的学术规范。

第二，对“图”的重视做到极致。一直有很多人认为，方志脱胎于地理。古人对地理的重视源于生存而需要的对各地物产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从而产生地图以及附注在地图中的简约文字，这就是图经，后来地图因为难以保存和流传而消失，文字留下来。因为文字人才易得，绘图人才难找，地方志在以后的发展历史中，走上一条重文字而轻地图的发展道路，直至出现违背一般“今胜昔后胜前”规律的怪现象：汉代的地图十分准确，可以用来指挥作战，而明清之后的方志中地图，却缺乏地图必备的要素，有时候连基本方位都错，比例更无从谈起，实际上就只是图画而已。章学诚说：“近代方志往往有图，而不可以为典则者，弊有二，一则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于史裁；一则厕于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厘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又说：“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于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标识，实无当于古人图谱之学。”而且这些地图很单调孤立，基本上没有附着相应的文字。民国志则在这一点上做得可谓到家。首先数量多，一共十八幅，有“全县总图”一、“县城分图”一、镇乡分图十二、山脉图一、水道图一、海防图一、象山港图一。其次是每一幅都配图说，其详细的程度，新旧方志都未见。比如卷二《图说下•山脉》：

乾隆志：象山缘海而邑，一路穿陆，环邑皆山，而治奠于象山之麓，其山自天台绵邈萦纡走数百里，或隐或现，或起或伏，至盖苍山高出云表，宁海、象山分界也。越数里特起一山，曰丹山。嵯峨千仞，与盖苍齐，象邑之祖山也。其产有异香、古桧、香桂、黄枸、土人参之属，皆邑产所罕觏。山之西有龙湫，曰西摄潭，有石门、石乳、石笋之异，有石明堂可容百数十人，幽岩倒险，古柏如帷，神灵之奥区也。又十余里至姜屿山。又五里至牌头，曰麟嘉山。山之半为小洞潭，邑令李仙洲、曹鎜祷雨辄验。有界岭，岭之西，宁海境也。丹山东出曰东岭。经一里许，势断而跌宕复起，曰蒙顶山，于诸山独峻绝。天峰者，蒙顶之第一峰也。游人于十月朔鸡初鸣，观扶桑日月并出。须臾日光如丹砂，月隐不可见，海天璀璨一色，光芒万道，熌熌刺目不能视，奇观也。山有南风岗、仰天池、花气岩，旱时云自岩出必雨，岚作必晴。山上平衍有水田、有佳茗，西乡之小祖山也。其川流蒙顶之发源有三：一曰芭蕉溪，一曰於家溪，一曰庆丰溪。蒙顶之分支三：左出二里许曰梅岩山，至东岙、西周而尽。右出过何婆小岭至儒雅洋金谷山而尽。中出从车岭二里许，黝然深秀，曰乌岩山，有紫云潭。峭壁盘空者曰青龙山，有东摄潭，潭之右为天窗岩。其五峰层叠者曰五雷山。东十里至淡港之青山，北至闻岙之乌沙山而尽。”

最后，采用现代技术描绘的地图，以近代的技术为凭借，力图再现古代图经的模式。从这一点上说，陈绝对不是墨守成规，不肯吸收新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人。由于当时这些地图的采用，至今仍然成为我们当代人查阅民国时代村落山脉水系港湾的重要资料，在民国地图不多见的今天，我们研究民国以及前历史的人，不知从那里得益多少。

第三，“表”兼体例。现代方志多采用章节体，从逻辑性和系统性方面说，大大超越从前，但是因为当今方志首先以内容分类，各类体裁为表达内容而自由使用，黎锦熙以为方志应该文不拘体，“某类中之文体，既一随其事之宜，图可也，表可也，谱或考以及其他皆可以；且一类之中，有时众体成备亦无不可，且属必要也”，表在新式方志中它只是起到概括、统计、归类、化简等辅助作用。但是民国志，则对表有非常自觉的认识，表具有体现史法和评价的作用，今天我们对于陈说的“表所以省列传之繁”“一览而得”都会理解，而对于“况方志之表实兼体例”，则很多人可能没有深刻的体会。民国志作为一种体例的表有六种：（一）象纬表，（二>疆域表，（三）职官表，（四）选举表，（五）氏族表，（六）列女表。其中列女表其实并非我们通常印象中以线条和格子表现的，因为这是一种体例，表示一种对人物的评价层次，所以也称表，我们当代人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会感到莫名其妙。在用表处可谓周详之至，由于表的成功运用，有“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的效果，所以我们普遍有民国志内容无边际的感觉。但民国志也有非“表”之下用表的破例：一个是《图说•海防》之下的岛屿用表，另外就是地治考“乡里”中驿道用表，但在其他地方则被严格规避,没有出现后世烂表乱数的现象。

 

二 以翔尽资料为基础

 

资料是编志的基础，也是编志的宝库。资料工作是编志的基础工作，也是编志的根底和前提。资料愈丰富、愈全面，基础就愈可靠、就愈坚实、就愈有基础、就愈牢固。为了编纂和保存资料，就必须大量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整理资料，使资料得以专题化、系统化、全面化，进行编纂，保存下来。使地方志成为一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在情况的资料宝库，成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民国志在地情资料、民生资料、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料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方志可谓地理之书，地情资料是方志的基础。我们现代人认为资料是无穷尽的，必须有所选择，这在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却常常因为过于追求高简而失去方志的实用性。而民国志在地理方面的记述，它采用“列举”而不是“举例”的方法（其他如氏族等），因此我们很多人从不同需要去寻找，都会从志书中找到需要的东西，不像有些志书，要什么没有什么。以卷十《地治考》的《历代武治考》为例。这个部分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为止，凡海域、岛屿、水道、要塞营盘、卫所甚至兵制、戍军等无所不包，不厌其详。而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昌国卫等卫所，则通过附录“明卫所城寨沿革考”加以充实明确，基本上做到应有则不遗的程度，很可能专门的军事志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对民国志怀有崇敬的原因之一。卷二《图说下•水道》，在“南大河以西南各水”目下，共列出“一马冈河、岳头碶；二东陈河、武家山头河；三南堡河、中央港碶；四南盘河、南塘碶；五松岙大溪；六玉带溪；七东溪；八关头溪；九漩潭溪；十上盘溪；十一鸡鸣溪；十二盆兰港；十三叶荫港；十四六市河；十五上营溪；十六大泥塘港；十七大门山水；十八玉女溪；十九黄埠溪、九龙港”等十九处，二十多条主水道，把象山南部诸水一览无余，而在主水道目下，更是详尽介绍源地、出口、支水、汇合（分流）甚至其他历史状况，如：叶荫港条。

此港亦名亦应河，源出白岩山南将军山，流经岙底、田洋胡至鹭鸶山，合斜岙溪，分为二水，流至黄狗盘山而为一。又合小太平诸水西流，又分为二水，至灵下舍而为一。又合潘家塘及排山各水，名叶荫大港，分一水西北流出四屿碶入灵昭河，港水南流合灵下舍及虎尾河之水折东流，合盐盘头、杨岙诸塘水转西流，由定山北出长庆碶入海。

民生说到底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恰恰在具体实施过程把这最重要的视为最无关大局，历代志书的编修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志书由于资料所缺乏，虽然知道其重要也只能徒唤奈何。所以当清代陆陇其的《灵寿县志》于“田赋独详”，以使后之主政者知道“土瘠民贫，不可纷更聚敛，尤不可侈靡争竞”的时候，陈认为是“仁人恺悌之言”，而他自己也以陆为楷模。凡例中说“旧县志于户口力役归并地丁，盐酒杂税新捐名目皆未详其源流因革，则民间之利弊，官斯士者安能一目了如，亟宜别为详考”，是出于陆陇其同样的目的，其实陈的志书中，除了这些我们印象中最能体现民生的地方之外，在其他很多地方都体现这种民本思想。比如对于对象山民生最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地“田塘”，他几乎是全揽入志：

小塔岭塘、大塔岭塘、东瀛塘、保瀛塘、海晏塘、小官私塘、车岭塘、棉花塘、上沙塘、下沙塘、东沙塘、沙塘、老虎塘、蒋家小塘、牛角塘、西瀛塘、里卫瀛塘、保卫塘、外卫塘、三卫塘、四卫塘、长庆塘、西山塘、父子塘、八亩塘、鲍家塘、里蒲岙塘、外蒲岙塘、里保瀛塘、永清塘、和尚塘、谢家小塘、大有塘、外保瀛塘（以上在西洲）。里滩塘、三角塘、象鼻塘、鸡叫塘、里大涂、外大涂、大乌沙塘、小乌沙塘、白鲞塘、大新塘、小新塘（以上在下沈）。外葛沙塘、鸡眼嘴塘、山后塘、冰阴塘、普福塘、里葛沙塘、里东横塘、外东横塘、里赖岙塘、外赖岙塘、阜成塘、永茂塘（以上在牌头）。雷发塘、万清塘、裕家塘、万宝塘、培水塘、沙路口塘、员峰小塘、永陈塘（以上在牌头）。

现在西周镇在编写镇志，关于那个时代的大小田塘能查到的也就是这几个。足见其资料上下的功夫。再看看当时与民生至关重要而又容易忽略的清洁饮用水源的水井，也举一例：

毛家井（涂茨）、贮云桥井、行宫井、杨家井（同上）、路旁井（旭拱岙）、十里亭井（十里亭）、祠边井、屋边井（萧家）、路边井（大岭后）、路边井（长沙）、方家井（毛湾）、上井潭井（泰［炭］山岙）、迁移井（同上）、黄家潭井（黄家潭）、大地井（后七步）、路顶井、大沙井（同上）、朱家堰井（泊戈洋）、蔡家井、史家后井、俞家前井（同上）、筲箕塌井（筲箕塌）、谢家井（玉泉寺）、小园井（同上）、六姓庵井（沈岙）、朱家井（陈山）、庙前井（同上）、龙泉井（海口）、小井（同上）、山嘴井（新罗岙）、永丰庵井（本村）、黄家坛井（本村）、旋水坑井（本村）、谢圣井（旋水坑）、谢家井（青岭下）、方井（塔幢）、亭边井（同上）、大井头井（铁杖岙）、倪家井（同上）、樟树井（十亩地）、笆下井（三角埭）、栈房井、毛洋东井、毛洋西井、桂花井（同上）、毛家井（下林溪）、前岭头井（潘家坎）、后山井、路顶井（同上）、酒坊井（汤岙）、仲家井、应家井（同上）、小教场井（二，钱仓）、大街井、方井、土地庙井（二）、上厂井、冯家井（同上）、桥下井（中堡）、老碾下井、方井、银杏树下井、仁智庙井（同上）、张家井（前山姚）、沙孔井、龙眼井（同上）、塔幢亭井（塔幢）、溪边井（崔家岙）、墙弄井（同上）、洪家坑井（大坛）、赵家井（同上）、西庵井（钱仓）、大南岙井（道人山）、北岙井、西岙井（同上）、庙边新井（崔家岙）、路顶井（潘家坎）、方井（珠山脚）、史家井、三官堂井（同上）、王家井（下陈）、乌墙门前井（同上）、牛轭邱井（下朋岙）、许家井、坎下井（杉木洋）、大桑园井、银杏树下井、溪边井、甩桥顶井（同上）、宣宅树下井（下院）、夹［隔］田垄井（隔田垄）、缸窑蒋井（缸窑蒋）、花园井（大徐）、周家前井、方井、后桥头井、庙前井、大道地井（同上）、东井（虎啸铺）、玉泉井（长春庵）、下俞井（下俞岙）、茅洋井（茅洋）、庵井（水流桥庵）、小秧田井（想思岭）、屋外井（同上）、马栏基井（范家山）、后井（同上）、大路外井（汤家店）。

我们今天很多不带某种特别需求的读者，甚至修志者都会以为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啰嗦，但这恰恰是本志为人称道的地方。

对于重要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在资料的寻找上是用尽心力。《史事考》中主条皆出自正史或者权威的高级别的史书，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些资料才具有权威性，但是并不因此而止，而是在主条之下尽量寻找其他印证资料，在正、反、近、远、相关、相类方面得以充实，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民国志，常常有一种探不到底的感觉。比如主条目“又《神宗纪》：万历二十六年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灾田租。”下并无象山情况记载，他在这之下，直接正面引用其他史料：“《续文献通考》：象山被灾八分，准免五分，于本年存留粮内照数豁免。亦见《浙江通志》。”另一条更奇怪：“道光县志：乾隆五十三年，寇登钱仓，汛员汪开元率兵前击，伤右臂，手刃一贼，擒数贼，并伏诛。”则旁引以下资料：

钱泳《履园丛话》：陈广宁，字靖侯，号默斋，浙江山阴人，乾隆五十八年四月摄象山左营守备。象山在东海中，忽有大楼船三，停泊钱仓，疑海盗至，合城惊骇。广宁乃携二卒驾小舟出洋查询，则西洋英吉利船来贡献者也。遂上船呼其译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刀刃如雪。广宁从容语译者，先宣我中华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护视汝国来朝之意。宣毕，就宾席，晤两贡使（案：其年两使名马戛尔尼及斯当东）两贡使点头詟服。濒行，以金盘奉宝货数种，一无所受。案：是年英吉利初入中国修贡，尚是帆船。乾隆六十年，塞明始以汽学创造火轮。至嘉庆十年（1805），富拉顿造成航海。故乾隆六十年再入中国，亦未以轮船。陈默斋即《积古斋钟鼎款识》所称：默斋都尉藏宗周钟者，盖亦雅士。其官守备时有此事，旧志未详。

道光县志：乾隆六十年间，贼有红梅帮、和尚帮、艇船帮、窍嘴帮诸名，而蔡牵帮最为猖獗，又与许濆、七嫂等帮忽分忽合，游弋闽浙间者十余年。石浦地方时以兵戒严。案：乾隆末，阮光平窃安南国王位，招濒海亡命，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皆附之。

后面的资料好像并不是针对主体材料的明确补充，只是因为相类，被他引用在这里。陈当时也不一定意识到这条资料涉及一段重要的历史，其中关于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船队到北京朝见乾隆而下跪或者不下跪问题，后来会成为中国史学家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资料无意中保留这一历史与象山的联系。在很多讲究文字简洁，围绕中心行文的文人们看来，这似乎是游离的文字，很不能理解。章学诚“文人不能修志”或者就是指对这种记事方法不理解的文人。

从广义来说,文化几乎可以无所不包，所以志书之中的资料皆可以算作文化资料,但是从狭义来说,志书中的文化资料大致可以是除历史资料之外的一切入志资料,特别是指与风俗习惯信仰理念典礼礼仪等相关的资料。这方面民国志表现确实让人仰望。如卷十五《典礼考》中有关庙祠的记载，举一个不起眼的庙宇“圆峰庙”，不仅记载象山县城的，而是把当时分散各乡的都一一记载：

各乡圆峰庙，一在县城北，道光县志：小圆峰庙在县北一里后岭，道光三年重修。一在怀珠乡涂茨，县东北三十里。一在庵后，县东北三十五里。一在潘家坎，祀郭一将军，详后七将军庙。一在杉木洋，道光县志：县治东二十五里。一在汤家店，县东北十五里。一在宝海乡白沙湾。一在磐安乡珠溪。一在西一乡黄溪。一在方前。一在西五乡下沈，俗名八保庙，下沈与东岙、官山、赖岙、田岙、直岙、外岑、坡塘、航头九村共祀。一在奠南乡王家滥。一在昌石镇西北周岙，又有行宫。一在沙地。一在青埠。一在绿屿，有行宫二。一在下营。一在方前。一在大湾山，曰海头庙。一在胡卢门，曰屿头庙。一在黄埠，同治志稿：县南九十里黄埠圆峰庙，外有石塔，相传为镇龙而置。一在鹤洋。一在后岭。一在抱儿石。一在燕窝。一在胡家屿。一在励家坪。一在月楼岙。一在司前。一在青山头。一在下洋墩。一在金鸡山。一在低峧。一在鸡鸣。一在马盘。一在金家山。一在岳头。一在曾岙。一在水塘头。一在铜瓦门。一在铜钱礁。一在女溪上岙。一在三家村。一在昌国卫北门外。一在昌国卫，道光县志：在城南门。一在番头，明洪武间建庙，有古樟木一，穴屋而出。同治志稿：樟大数十围，中空，里人建屋其中，可容七八人。一在火炉头，亦洪武间建。一在东门头，光绪间建。道光县志按：圆峰为邑主山，故三乡社、庙多奉其神。

民国志由于记载详细，所以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确实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办公室经常接待社会上各色人，问废弃的庙宇、丢失的族源、不知道身份先祖等，当我们感到大概志书不可能有这些的时候，而民国志中最后常常能发现线索。志书到这个地步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地情之书。

 

三 以整合集成为体量

 

可以想象，当前的象山地方史研究和文化建设，如果没有民国志，那碰上的麻烦会多得多，工作的效率也会低得多。我们后人应该很钦佩民国初年的象山当政者的文化信仰和历史眼光。1921年，象山县知事李洣倡议重修县志，前后五年最后完成，这期间却先后经历李洣、曾毓骧、劳纬章、郑迈、罗士筠六任知事，在普遍人走茶凉的中国官场生态环境里，这个象山文化史上可以说一项最浩大的文化工程还居然真的做成了。说是“最浩大的文化工程”还真的不是信口开河，因为象山历史上还真的在此之前没出现过时间延续上如此久远、空间涉及上如此广泛、材料搜罗上如此丰富、体量构筑上如此宏伟的著作，所以在象山1980年代第一轮修志时，大家异口同声冠之为象山县志“集大成”之作。

所谓“集大成”，我们得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这时出现。象山历史上，在民国志前，象山独立修成过8部县志（很幸运，这些现在居然还都存世，当然其中几部有残缺。其他在省府志中），第一部嘉靖县志，十余万字，其后有明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等7部，但是这些志书因为成书匆忙或者资料欠缺、前志无见等原因，普遍存在史料错讹、资料残缺、体例未严，选择未精、语之未详、存世不多、常人罕见等情况。其次，象山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像俞樾的《鄞县志》，光绪的《宁海县志》这样上规模的志书，因此这时候也需要这样一部县志，需要一次全面的整合。其次，刚经历从王朝到民国这样一个千年的大变局，很多人担心历史文化会在这场变革中遗失，所以急需一次总汇合加以留存和记录。其次，遇上这些有文化担待的行政长官。其次，民众的热情参与，现在档案馆还保存为印刷县志地方乡绅的捐献。其次，集合了当时象山的一时之选，从前朝进士到当时新式学校出来的学生，以及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陈汉章这样一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别人无法超越的，能总揽大局的大学者。

第二，所谓“集大成”，简单的理解就是部头大、字数多、内容丰富全面，这在民国志应该说都得以实现。而民国志是如何达成目标，成为现实的，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根据民国志“金石考”与“艺文考”的统计，象山县曾经出现过的文史著作应该在300种以上，超过1000卷（无卷数以1卷计），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其毁损十分严重，今天我们能找到的仅仅不到30种，损失率超过90％。但是就是因为有民国志这一点集成式记载，我们才多少了解些状貌。由于可研究的内容太丰富，角度太多，现在从最表层和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四个方面做点提示。

首先，集诸史之成。象山是一个僻处海隅的小县，能在国家级的史书中提及的实在有限，但这些在陈这样的历史学家眼中，却是最珍贵和最权威的史料，尤其是出现在二十四史和通鉴中的史实，能见到的几乎只字不遗。卷四《疆域表》“旧志辩误二十事”有关象山县与古代回浦县的关系问题，就引用大量的两汉南北朝的史书材料。

嘉靖府志·沿革云：武帝元鼎间灭东瓯，立南部都尉治回浦，有回浦县。见班志其下注云：南部都尉治。前志以南部为东部误也。（案：此前志即谓宁波府旧志，非若续《汉志》谓前书志。）又案：回浦乃今奉化乡联临海东北地，即今宁海县是。东汉始为章安，是时盖为回浦，前志直以为章安，误。此则联于台境，而鄞、句章、鄮三邑外有回浦县地，后此地竟析为象山。又云东都范志，有章安县，治闽越地，此即上回浦，盖闽越北境所际地，故曰闽越。《晋·元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光武所更名。或曰章帝立而郡三邑外有章安地。今案：张东沙此文直如呓语。《史记·东越传》：建武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告急天子，中大夫庄助以节发兵会稽，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斯时东瓯地已虚，何以谓元鼎间灭东瓯？其误一；传又云，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大农韩安国出会稽，闽越王郢弟余善杀王郢以谢，罢兵，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盖自是东瓯之东越地名移并闽越，而闽越之地非即东瓯，何以谓闽越地即回浦，其误二；元鼎五年，南越平，六年，发兵入东越。元封元年，越繇王居股杀余善，（其众）降，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地遂虚，可见东越、闽越地本非会稽郡鄮、鄞、句章三县区域，当元鼎、元封间徙其民而虚其地，尚无冶与回浦二县，何以谓回浦乃今奉化乡？其误三；《宋书·州郡志》：江州建安太守，本闽越，汉武帝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是会稽郡有冶县之（〈始〉），故《汉书·地理志》郡有冶，有回浦。回浦县当亦立于元封之后，其县故东瓯王地也，与鄞县不相涉，何以谓回浦地后竟析为象山；其误四；《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无冶，有东部候［侯］官，《后汉·郑弘传》注引《太康地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侯］官，盖东冶为闽越王都，故名省为冶，后汉改东部候［侯］官省为东候［侯］官也，又无回浦，有章安，司马彪本注：光武更名，刘昭注引《晋·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详《宋志》引《晋太康记》同。盖光武并省郡县时，以回浦县入鄞为其县南乡，至章安元年复分立为县，是章安县，即班志回浦，犹东候［侯］官即班志之冶。而谓郡三邑外有回浦地，又谓郡三邑外有章安地，竟若两县然，其误五；至以司马彪续志为东都范志，不知范书之志已佚不传，犹其误之小者已。

其次，集诸志之成。诸志不仅局限在历代象山县志，还包括一统志、省府志、临近县志，甚至是不相邻的其他可为参征的志书。卷二《图说下•山脉》：“其东为爵溪所，有爵溪山，山后有巨穴潭。南十里曰锯门，其外则大海也。”下引用：

原按：锯门洞在山岩半壁，中阔三丈许，其圆如规。洞有三潭，有石笋如柱，下有横石如阈，石壁如左右手。内案小睦山，如圆珠；外案大睦山，如笔架。潮至洞下，声震如雷，盖龙窟也，春秋有司致祭。宝庆邑志云：世传五龙聚会于此。岁惟上巳日潮落至底，游人入洞中，岩花石乳，缤纷悬坠。下有五色石子，极莹润可爱。更进四五丈；寒威凛然，不可复入矣。岁旱，投以朱书铁简，则风雨立至。巨穴潭有二穴，深不可穷，水随潮升降。一名双眼，又名海眼，或云与锯门相通。

嘉靖府志：爵溪岭，县东南三十里（《浙江通志》引同。）小睦山，县东南四十里〈海中〉。大睦山，县东南五十里〈海中〉（同治志稿：爵溪岭，县东南〈十〉五里。）道光志：爵溪山，县东南二十里，一名小蓬莱。其东南绕山而城，为爵溪所。按：山为爵溪所城之镇山。嘉靖志称：山在县东南三十里。马志仍之，疑二十里之误。史志：爵溪所，距县东南二十里。今正之。嘉靖县志：爵溪，县东南二十里，源出前岙岭（案：此岭东之水，自爵溪所城西北而南流，又折东流过所城南门而东入海。岭西之水即赤坎河。）

宝庆志：双窦，一名巨穴潭，县东南二十里，有二穴，深不可测，下通龙洞。又锯门山，县东南二十五里，世传五龙聚会于此（文与前同，《浙江通志》引《四明龙荟》亦同。）

《方舆纪要》：锯门洞涧（案：隘之误），县东南五十里（案：三十里之误），置戍于此，曰锯门。其外曰锯门洋，亦海口要地（案：锯门洋，今名大睦洋。）

《一统志》：龙洞，在象山县东南二十五里，洞中有石室，广可数丈。天将雨，水如雷鸣，闻十余里（案：今俗名海响。）锯门洞，在县东南三十里锯门山岩壁中（案：志分为二地，有误。）置戍于此，曰锯门隘。其外锯门洋，为海中要地。

康熙志·县境图：沙岭在爵溪东〈南〉里许。惠泉岭在游仙寨之东。过此为锯门洞（民国八年，县城西门民人王阿金自投潭求雨。十年，岙底人谢文元投潭。）

同治志稿：沙岭，一名下沙岭。又东五里曰大岙岭，岭下即白沙湾。

有时候甚至游走在越境与不越境之际，如对于象山曾经存在过，现在已经消失的名物，因为境内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引征的文献，就偶尔会引用其他地方的资料，以丰富充实本地名物。如关于象山的“女儿布”，具体技术早已失传，资料贫乏，就使用《东阳县志》的材料。

宝庆《四明志》：俗不甚事蚕桑纺绩，故布帛皆贵于他郡。惟象山苎布最细著名，女儿布其尤细者也。今久不能有此布，惟纺绩作麻线及粗夏布耳。《东阳县志》有曰：苎沤治为布，坚而耐久，精治之作缣丝胜葛。

第三，集诸子之成。《艺文考》收子部25种，229卷，集部210种，499卷，大部分已经不见原书，但是经过搜集，很多书的序言被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部分窥视。如象山反映清初海禁事件的黄一鼐的《寓台小乘》，如果存世那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已经不见，民国志留下潘健山的一篇跋。因为还有这么些文字，多少还留些当时的历史氛围。

人生斯世，势位富厚皆无能久之理，而所恃以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外，无他道也。余读丹石黄公《寓台小乘》而不禁喟然矣。先生生当天启末年，未几而遇鼎革之难，中历起遣之艰，后又遭耿逆之变，而且挈眷以行，由励坪而西山，由西山而宁海，而黄岩。值锋镝死亡之际，加以转徙靡常，朝不虑夕，真所谓救死不暇者矣。而先生不以患难撄其虑，不以贫贱隳其修，每所寓处，辄授徒讲学，终日沉酣典籍，歌咏自娱，此其志岂易量而其人岂易及哉！由是以思，人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诚非诬也。假使先生当承平之世，拥百万之资，处重堂邃屋之中，贮美女，藏歌舞，终身宴饮为欢，此人间之庸福，亦不过数十年之乐耳，转瞬间而已化为乌有矣；至今谁复知有先生也者！余每于篝灯之下展是编而读之，觉先生之性情行事，虽百年之后，犹赫赫如在目前；不特其立言之不朽而已！呜呼，先生可谓至今未死也。后之有志者，读先生之书，为之设身处地，想见先生之为人，夫亦可以蹶然兴矣。

更多的是反映在具体的记述篇幅中。可以看看卷十七《方言考》有关“霉”文字。从字书到笔记到诗句都被用来作征。

霉，《正字通》始有霉字，正作黴。《说文》：中久雨青黑也。《通俗文》：凡物伤湿曰黴，亦作梅，见《埤雅》：“芒种后逢丙入黴，小暑后逢未出黴。”《神枢经》同。《碎金集》则云：“芒种后逢壬入梅，夏至后逢庚出梅。”《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五月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黦。《纂要》：梅熟而雨曰梅雨，杜诗：“四月熟黄梅，冥冥细雨来”。苏诗：“三旬过久黄梅雨。”元李孝光诗：“梅月逢庚江雨歇。”《瓮牖闲评》：今人以梅雨为半月，以夏至为断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后各半月”。地文学家说，夏季，北太平洋大高气压流动亚洲大陆，因太阳热度最烈，江河流域生局部之低气压，东行经四川、湖广，次第发达，至于东海。其运动迟缓，一低气压未过，一低气压又来，故涉历数旬中而三梅。有时因低气压不接近于一局部，且因季节风速向东北进行，则空气干湿［燥］，为涸梅雨。案《月令》《广韵》：黄梅时西南风急，名曰“哭雨”风。主雨立至，易过。

第四，集金石之成。碑铭研究原本是明清汉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而陈汉章先生又是这一时代碑铭研究的可数的大师（所以在民国志之后，他受聘任编纂《江苏通志》方物和金石二考），可惜的是象山这种古董与其他地方比起来实在有些汗颜，但是这依然被他做成洋洋洒洒的很难有人企及的卷帙。看看《金石考目》的记载，我们或许能知道些这门学问的门径。内有“秦碑一、摩崖字一；汉钱一、石经一；梁摩崖字一；唐石经一、碑记三、摩崖字一；五代钱一、碑一；宋碑记三十一、摩崖字一、钟二；元碑记十二、钟一；明碑记四十二、钟三、摩崖字七；清碑记五十七、摩崖字五、砚十、墨迹四、石刻一、金符契一、灯带一”。著名的《唐蓬莱观碑》由于文字太长，本文不引，看看对于摩崖“东谷”两字的考证。

摩崖“东谷”二字，存。《蓬岛樵歌》：“人从四板桥头过，东谷先寻昭谏书。”自注：“城东三里铁溪，又名锦溪，有四板桥，溪旁崖石如壁，刻‘东谷’二字，大二尺余，罗隐书也。”案：说本雍正县志，云“罗隐过此，留题岩壁”。钱志朗诗亦云：“想见罗平山，伤心端正驿。”于是乌程温一斋（纯）诗曰：“山翠留人诗思飘（原注用罗句），偶然题壁想风标”。钱塘梁山舟（同书）得其所寄拓本，诗曰：“手拓唐碑寄老夫”，并以为唐隶书矣。《蓬山清话》始疑之，谓罗不勒名，无可考也。而又以林旦有《西谷》诗，刘攽有《西谷记》，疑东谷之题必先于西谷，亦未必然。西谷已早见乾道《四明图经》，若其先有东谷，无容不及。元末，象山有黄思铭，别字东谷，以为所居之号，本传称其遍游名山大川以助吟咏。方正学《逊志斋文集·题东谷诗后》称：“象山之东谷有士黄君思铭，诗甚丽，有瑰奇纤妙之观。君复将历览天台诸山，以尽岩壑之胜”。然则黄东谷盖山川能诗、登高能赋之人。今摩崖“东谷”二字，或即出其手；而传至清代，乃如委巷小说家驾说罗昭谏欤！又案：宝庆《四明志》：象山县公宇有东谷泉亭，县东北四里有泉泓然，虽旱不枯，往来便于汲饮。嘉定十二年（1219），县令赵善晋置亭于侧。延祐《四明志》同。此则在林公西谷之后，黄氏东谷之前。或赵公即摩崖刻“东谷”二字，亦未可知。今姑依旧志次唐末。

在手写板印的时代，象山县志达到超过100万字的规模，实在是一项值得人称颂宏伟文化工程。

 

四 以承古慎今为原则

 

民国象山县志修纂于民国早期，而从清末到民国，方志学思想其实也有许多重大的变化。清代着实可以说是方志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章学诚历史学派撰著的方志理论成熟，戴震等考据派纂辑的方志成果有目共睹，钱大昕综合两家之长，独树一格，方志编纂的成果数不胜数，而在经过民国的革命之后，虽然由于战事、时局等因素，致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工作时断时续，但是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标志着民国时期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民国时期有多部探讨方志编纂的著作出现，如李泰棻著《方志学》、甘鹏云撰《方志商》、陈的学生傅振伦著《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著《方志今议》、寿鹏飞著《方志通义》、吴宗慈撰《方志丛论》等，对以后的方志编纂发挥很大作用，但是《方志学》成于1935年，《方志商》成于1938年，《中国方志学通论》成于1935年，《方志今议》成于1940年，《方志通义》成于1941年，《方志丛论》成于1947年出版。所以说这些成果都出于《象山县志》修纂之后，民国志那些符合后来方志学提倡的观念和成果，那是陈这一代编著者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独立探索的成果，而那些后来影响很大方志学家们的观念实在没有什么影响，何况这些人很多作为陈的后学晚辈。

陈主编《象山县志》具有集成的体量，有明显 “详古略今”的倾向。比如有两条取自史书的资料，“《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续汉书·天文志》：会稽〈海贼〉曾於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仔细看文中记载，并无涉及象山的文字，但是由于时间早，又可以与象山能接上某种关系，所以接下去有一个很认真的考证：

案：本卷体例，事涉他县者不录，兹役既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象山时属鄞地，正为缘海屯戍处之一，故据以补旧志所未及。阳嘉元年壬申前三岁永建四年己巳，已分会稽与吴为二郡，其时会稽东部都尉徙治章安，故史文于鄞县外别言之。《百官志》云：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应劭《汉官仪》云：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若会稽边海郡，东部都尉，见《衡方碑·路君阙》，又见《晋书·律历志》《三国志·张纮传》，必非临时暂置，惜史文简略未详。此年都尉之名又不详，当年平贼之事，惠栋《补注后汉书》亦惟言曾旌、曾於二字之异而已。

但是对于当代事件的记载则要小心得多，比如辛亥革命是他看着过来的，距离当时只有10来年，以他的历史眼光，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但是当进入志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感到遗憾，确实太简略：

《谨记簿》：三年八月，革命军由湖北起事。九月十四日，宁波革命。十六日，杭州革命。二十日，象山立保安会，练民团五十名，合老营兵数十人、巡防兵四十人防守县署。二十一日，下南乡张田、李焕华、蔡传珑等偕石浦驻防贾哨书带石浦巡防兵四十名、水师五十名、石浦民团六十名、昌国卫民团二十名、田洋湖民团五十名，以午刻进县城，名为光复。见城中已挂白旗，知县周传义早于前夜逸去，意态消阻，而城民恇惧。县绅谋分散其众，请水师驻城隍庙，石浦民团驻城外西寺，田洋湖民团驻东寺，贾哨书巡防兵则定欲进驻县署。二十二日早晨苦口劝之出城，田洋湖民团先去，其余不从。午后，本城巡防与民团排队至县署，趣之起行。贾哨书使其巡防兵执城人柳某、史某，窘迫加挞，勒索赎银。夜，又使其党叶某向各商店诈银六百元，名为散给兵饷。二十三日早晨犹无行意，午后始挟在城哨弁李继田所辖巡防四十名同去，昌石水师、民团随之去，县城得以无事。案：此事贾某以不得光复功，旋即撤任。张某后至省城以此功得一官，为他事牵涉被杀。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陈对当时现实的看法有关，更与他的史学思想和学识素养有关。陈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们从民国志也能看出他对当代科学愉快接受的态度，比如地图、气象学、天文学等他都采用当时的科学解释，但是作为一个基本在旧时代定型的人物，对于易代之际社会混乱、道德沦丧、人伦失序，确实有很多不满，因此从内心来说，对于民国的当时现状他是不以为然的。当然，在规制变易、事物兴替的剧烈变动时代，作为一个浸透了传统汉学思想的历史学家，他更遵循一条严谨的治学路线，对还在发展中的事物，不急于下结论，何况当时还碰到许多现实的问题，有不愿写和难以写以及不能写的各种情况存在，《县志姜（张？）田事感言》“昔闻唐介劾张田，不料今人胜昔贤。当代若兴文字狱，象山事可似澶渊”，就是这种无奈的记，比如对于王芳棣、张田记述差点引出官司，就知道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一言不慎，麻烦无穷。虽然我们今天感到民国志对新事物的记载太简略而使当时的很多资料消失、历史模糊，但当我们知道他的史学观念和当时的处境，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陈毕竟是受过朴学熏陶的严谨的历史学家，从民国志实际的成果看，并没有彻底回避现实，该记录的照样记录，如民国时期的许多人物，我们今天也只能在民国志中才能查到，因此我们不能理解“慎今”为“虚今”，也举几例。

第一，承前事，记载自然灾害：

民国一年八月七日，大水。十月十一日，雷震。三年夏，大旱。六月三日，海溢，坏塘田。四年六月十六日，大风雨，海溢，坏塘田。七年正月三日，地震，南乡尤甚。秋，毛蛓虫食柏木尽。八年秋，旱，疫。九年五月晦，夜大风雨。六月十日，西乡出蛟，山水暴发，坏道路桥梁甚多，民居淹没。七月二十四日，又大风雨，六、七日止。十年，七月十日、十七日，大风雨。八月十四日又大水，东乡珠溪，南乡东溪灾害尤甚。县知事李洣、道委员王施海赈恤。十一年六、七两月，大风雨为灾，坏县署及民居无算。十二年，通邑讹言：七月中地震、晦冥，民人惟避居山谷可免。时人心浮动，多备干粮以逃免此灾者，后竟无他患。

第二，记风俗，批评现状：

又案：近来大害风俗者，莫如花会。王詠霓枝言云：花会者，书三十四人名，任取一名纳之筒中，悬之梁间，名曰“作筒”，主之者曰“筒官”。人于三十四名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谓之“纳花会”。所认之名适合筒中之名，则筒官如其所注钱数加三十倍以酬之；不中，则如其所注之数入钱于筒官。老少奔波，一邑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机兆。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谓之“童身”。神降则神身自倒于地，口吐白沫，俄而跃起，竟登神座，谓之“上坛”。于是众皆罗拜，求神指示，神辄示以隐语。酬对既毕，童身又倒地如初，谓之“退坛”。人依神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纳花会者无不“降童”。（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引同）。徐有珂《燕曹问答》云：“花会有蝴蝶花、林太平、为老龙、碧桃花、林银玉、为螃蟹诸目，共三十有四，刊为图，人趋之，或戏投一钱、至十百钱，且千钱不等。千钱者，中辄予三十贯。而千钱仍在也，其少者亦如之。于是万目凝视，万口沸腾，诧为奇赢，夸为捷得，自朝至暮，继之以梦，农不耕，工不作，商不贩，织投杼，牧亡羊，即读圣贤书者亦迷焉。其中得者少，失者多，则与神谋，与鬼谋，而祈祷之事作焉。其始拜跪于家庭井灶、里社丛祠，继而求诸枯骨残骸、破棺荡冢及生前游荡横死之鬼。夜深人静，则携纸钱并一脔肉或鱼炙，酒一大缶，喁喁祝之。不应则磔鸡沥血，斧其棺骸，于是怪鸟惊啼，阴磷四出。其人亦如醉如痴，仆其旁若有所闻，至天明乃未醒也。又有捽祖宗栗主及神祇庄严法相，戏权轻重以为卜者；有烧甲马红钱，魇魅亲生幼稚儿女，奉以为神，跪拜祷祝者；有女子夜行抱骷髅而归纳衾裯者。废时失丛［业］，丧心病狂，至于无父、无君、无天地而后已。”又倪鸿《桐阴清话》亦言：“花会以三十六人名为标，每日开一名，一日之间，输赢无算，其俗恶薄，主持风化者宜知所转移”云。

第三，仿《选举表》，作《学校毕业》表、《民国选举表（文职）》《民国选举表（武职）》《议员》表、《自治委员》表。如《议员》表：

 

谘议局议员	王予袞（清宣统元年选。）
省议会议员	史华藻 丁镕（以上民国二年选。）
县参议会议员	姜颖芬 欧殿翔（即岵松） 俞鳌 贺至浚（以上民国元年选，三年取销。）
县议会议员	谢补袞（议长，辞职。） 屠耀台（议长） 鲍谦（副议长）
	郑克仁 孔昭藜 胡永藩 周进忠 萧志鸿 刘贤杰
	顾文黻 章钧 赵觐章 贺璜辂 舒绍熙 蔡兆鹏
	俞海宴 陈树 俞世清 张乃文 史致道（以上民国元年选，三年取销。）
县参事会参事	史翰章 欧殿勋（以上民国十一年县委。） 鲍谦 陈玉田（以上民国十一年民选，十三年 月期满。） 冯一心 王坫（以上民国十三年改选。）
县议会议员	谢 琦（议长） 韩禹梁（副议长）
	傅有邻 叶秀 何一川 王载廷 萧良德 周宗颐
	俞允 仇维韩 王垣（以上民国十一年选。）

第四，由传统而吸收现代科学。如卷三《象纬表》，已经完全抛弃传统的记录方式，充分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和描述形式。

象山为浙江省宁波府极南之县，北极出地二十九度三十四分三十秒，纬度在京师顺天府南十度二十分三十秒，浙江省杭州府南四十二分三十秒。经度在顺天府偏东五度十三分，杭州府偏东一度三十三分三十秒。

以过极经圈度里计之：北距顺天府纵黍尺二千零六十五里，横黍尺二千五百八十一里有奇。北距杭州府纵黍尺一百四十一里，横黍尺一百七十六里有奇。

以去极距等圈度里计之：西距顺天府纵黍尺九百零七里有奇；横黍尺一千一百三十四里有奇，西距杭州府纵黍尺二百七十里有奇，横黍尺三百三十八里有奇。以勾股求弦术计之，西北斜距顺天府鸟道纵黍尺二千二百五十五里有奇，横黍尺二千八百十九里有奇。西北斜距杭州府鸟道纵黍尺三百零四里有奇，横黍尺三百八十一里有奇。以经度偏东度分变时得：顺天府子初二刻三分正，当杭州府城子初三刻三分正，在象山县城为子初三刻八分五十二秒。

 

五 以丰实考据为亮点

 

陈汉章先生原有文字、训诂、校勘、典制、目录、历算、金石、谱牒等多方面的深厚学识和功夫，他主编的民国志，显然有很清晰的传承与改良，这就是走乾嘉学者参与地方志编纂的路子，参以因时代变化而必须的局部改革。乾嘉时期的许多知名学者，把个人的学术研究同修志结合起来，所纂志书大多考订严谨，引征广博、体例完备、内容详实并屡见发明。正因为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把修志视为著述大业，讲求体例方法，注重史料考订，从而丰富了方志的内容，致使方志佳作相继出现。陈在方志学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他订的县志凡例中知道倾向于章学诚。章学诚曾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也不仅参与修志，而且也参与修家谱，比如《象南陈氏宗谱》《武氏家谱》等都是他主编的。但是具体落实到编纂过程中的，则是处处可以见到洪亮吉、段玉裁、李兆洛、戴东原的影子，所以说他的学问并不主一家，而是别有心得，这一点上，他似乎更接近钱大昕。

钱大昕编修的乾隆《鄞县志》其实也是他参考之一，钱氏考据史料成就是举世公认的，陈在这方面是民国时期的当然大家，所以一部民国志，在微观和细节上最为耀眼的也是资料（史料）考据上的突出成就。

第一，收集资料。只有资料齐全，才能保证不遗漏重大事件和人物，才能使志书详赡丰富。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确实可被视为“天人”。当我们拥有电子版《四库全书》，可以用电脑以几千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去查有关象山的资料时发现，其实几乎都已经被他采纳进民国志了。其实他所掌握的不仅仅是这些（当前还没有人具体统计过使用了多少种资料），我们看看《方言考》，那需要有多少资料的储备：

案曰：此考分目略依《尔雅》《广雅》及《释名》，（释人为《尔雅》所无，近儒朱议声《说雅》、俞越《韻雅》并补之）。而更易其篇次，以便检阅。所引诸书，自《尔雅》《小尔雅》《说文》《说文新附》《方言》《释名》《广雅》及《玉篇》《广韵类篇》《集韵》《韵会》《五音篇海》各有传本外，如汉书师所合之《仓颉篇》、杜林之《仓颉训诂》、张揖之《三仓训诂》及其《埤仓杂字》《古今字诂》、服虔、李虔之《通俗文》、郭璞之《三仓解诂》、樊恭之《广仓》、朱育之《异字》、李彤之《字指》、郭显卿之《杂字指》、杨承庆之《字统》、李登之《声类》、吕忱之《字林》、吕静之《韵集》、周成之《难字》及其《杂字训诂》、王义之《小学篇》、葛洪之《要用字苑》、何承天之《纂文》、梁元帝之《纂要》、阳休之之《韵略》、阮孝绪之《字略》及其《文字集略》、李概之《音略》、曹宪之《文字指归》、唐玄宗之《开元文字音义》、颜师古之《字样》及其《匡谬正俗》（《匡谬正俗》有传本）、陈庭坚之《韵英》、武元之之《韵诠》、无名字［氏］之《切韵》（非即陆法言之《切韵》、）《声谱》《字书》《字类》《字体》《字諟》《证俗文》《证俗音》《异字音》《古今字音》，其书久佚，并据近儒孙星衍、诸可宝、马国翰、任大椿、汪黎庆诸辑本，（今人顾震福《续小学钩沉》与汪黎庆所辑略同。）其他若岳元声《方言据》、赵叔向《肯綮录》、陈士元《古俗字略》、顾起元《客座赘语》、焦竑《俗书刊误》、梅膺祚《字汇》、吴任臣《字汇补》、张自烈《正字通》、龚养正《释常谈》、李诩《俗呼小录》、吕种玉《言鲭》、丁日造《六书考》、胡鸣玉《杂字音义》、李当泰《字学订讹》、李阳春《智灯难字》、萧良有《海篇心镜》、毛奇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梁同书《直语补证》、高宇泰《敬止录》、程际盛《广方言》、章炳麟《新方言》，并加参考，而与象山方言无涉者，概未及之。

第二，怀疑史料。对待收集的材料要敢于怀疑，这是辨别真伪的第一步。他常常在被别人轻易忽略的地方，发现材料的问题和矛盾。

象山疆域未尝变易，而各志所言里数互异。宝庆志东西二百里，《浙江通志》同，而《一统志》与雍正、乾隆县志并云一百四十里。即以宝庆志东至东殊山八十里，西至磕苍山脊一百里核之，亦不止一百四十里。又以通志东至海岸四十里，西至宁海一百八十里核之，且至二百二十里，盖一百四十里者仅言东至海岸，西至磕苍山脊耳。宝庆志：南北距二百五十里，《一统志》多十里（二百六十里。）《浙江通志》少四十五里（二百五里。）雍正、乾隆二志袤一百九十里，又歉六十里。道光志引宝庆志亦作二百五里，以南至宁海界一百九十里，北至鄞界十五里核之则诚二百五也。若以通志南到宁海界百九十里，北到鄞港六十里核之，则诚二百五十也。若以通志南至海岸百二十里，北至奉化百九十里核之，且至三百一十里矣。而县志一百九十里仅言南至宁海界，抑言北至奉化界，或言南至海岸，加以北到鄞港之数欤（其余八到之里数互异，已详前注。）若夫元和志言西北至明州一百六十里。太平记同元丰志：州东南三百六十里，别本三作二。《舆地纪胜》引元丰志作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作一百七十里，与《水陆图说》一百五十二里相近。自明《一统志》以后并作二百七十里，惟雍正、乾隆二县志多一里。而宝庆志则言县治西北距府城驿三百七十一里，又与元丰志本文三百六十里为近。盖三百六七十里者，据陆道由宁海经奉化至州言之，二百七十里者据水道由陈山渡两潮至东宿登岸至府言之，其言一百余里者，则仅陈山至东宿之数而不及东宿至府之数。宋《楼攻媿集》曰：象山西北至庆元府水陆一百六十里，中有一渡之险。若由宁海陆行，则回远倍之，故多以渡为便。渡实支海，南曰陈山，北曰东宿。元《陈本堂集》曰：“邑于海之岛者曰象山，水行则渡东宿，沿而北，寄命于一苇之航；山行则道宁海，迂而东，扶服数日之程。”皆其明证。或者不察，概以数目字为刻本之讹，非也。（自明以来，水道改由黄溪及马头登岸，亦止一百五六十里。）

第三，辨别史料。史料收集之后，不能不加区别地拿来使用，还要做鉴别的工作。当然鉴别的手段多种多样，只有史料不伪，才能有价值。卷九《史事考》：“《平浙纪略》：同治元年（1862），象山县知县严家承及绅士李椿等密令陷贼之柯有解散胁从，一面集团请兵。张景渠等派兵驰往助剿，贼惊溃。四月十五日收复象山，于是宁境咸复。”这是官方文件，应该说具有可信度，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去时未远，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伪造。所以陈用“案”（陈的辨析文字用“案”，以区别旧志的“按”）

案：此官书从严家承妄报失实也。象山有郑维椿（实名福椿）募勇守江北岸，与英领事相接，攻宁波府时，率英军登城，枪中黄衣贼目，立毙，遂走。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增未尝回攻象山，象山并无李椿之人。《明州系年录》：同治元年四月丁卯复象山县。其年正月中，爵溪义兵攻县城不克，贼焚居民数百家。未几，姚贼之踞象山者移攻温州，贼目顾景鋗（即廷菁）入据之。三月癸巳，昌国卫、黄公岙诸义兵复攻县六日，不克，皆散。及府城既复（是月甲子），贼夜遁，官绅以是日入城。景鋗旋为郑维春所获，与伪宁波总制陆心兰并伏法。……又《辛壬脞录》云：壬戌正月二日，前县令为潘贼所擒，令于张贼入城时逸出，十二月居山根俞宅。至是，二贼挟之，跣行大雪中，趾破踵裂。入城，潘高坐，令下跪。后被胁入郡。

第四，阙疑存异。由于史料的真伪限于各种条件难以辨别，有一种方法是很方便的，就是弃而不用，但是这种方法大有害于历史研究，还有一种就是当做绝对真实的史料使用，那是更有害的做法。民国志显然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来源档次和级别高的史料，他首先是录用，但是因为确实不知道真假，就采用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方法，既不使资料丢失，也不让人轻易信以为真，这样即使为传闻异辞的材料也各有所处。象山早期出现在正史中的史料罕有，但是《元史》有一条地震的记载：“《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丁酉，庆元路象山县鹅鼻山崩，有声如雷。”我们现在都把他当做象山第一次有地震记录的史料用，其实在陈汉章看来是有问题的。

嘉靖府志亦著之。道光县志曰：按宝庆志等叙山，并无鹅鼻之名，邑旧志递载其事。考邑南青部岭山，俗呼鹅公头，或旧称鹅鼻山欤。今案：俗呼亦未正言鹅鼻，不足为据。宋姚宽《西溪丛语》云：余尝上会稽东山，复自小迳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又云娥达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此山险绝，罕有至者。（案：《一统志》：刻石山在会稽县西南七十里，一名鹅鼻山，自诸暨至会稽，此山最高。秦始皇刻石尚存，李斯所篆。）明李介《天香阁随笔》云：江边鹅鼻山下有迴溜，秋风起，鳗鱼下，操网于此，比它处利十倍。此二鹅鼻山者，一与上虞象田山相近，一与丹徒县象山相近，或史文“庆元路”字、“县”字衍文，或鹅鼻为象鼻之误。

第五，使用史料。言不虚出，字字有出处，事事有来历，这是乾嘉以来汉学家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方面民国志可谓典范，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是怎么做出来的。

王涣，字时霖。（《明史·汤礼敬附传》《明史稿·叶剑附传》同，惟《浙江通志》引《两浙名贤录》作汝霖）。祖在明，博学有高行，以贡历任新华、（案：明无此县名，当是西华或江华之误）。奉新令。父京，字大中，为漳州推官，涣其次子也。登弘治丙辰进士，授长乐知县。持廉秉公，豪右触禁，无所假贷。赈饥民，置漏泽园，筑斗门、福田、章阪、童溪诸塘，（案《一统志》：福州府普塘在长乐县东南，明弘治十二年知县王涣重修）。刻潮候图于江亭以禁夜渡，修学宫，更为乡贤祠，以故祠宋郑丙尝诋朱子，陈合匿廖莹中家财，张镇事幼主中海逃归，皆得罪名教，论黜之。祠孝子黄熙，表节妇两陈氏（案：长乐有元陈氏被执于海贼，自投江中死。其一陈氏，未详）。教化大行。（嘉靖县志）。有卓异声（《名贤录》）。奏最，征授监察御史。正德元年（《明史》），刘瑾用事，天变屡见，叹曰：“时事如此而君父不知，安事谏官？”（县志）六月，应诏上言：“陛下临御未逾年，而灾异纷然。南京雷击禁墙，凤阳水淹民舍，京师星陨天鸣。陛下忽不加省，方与宦豎谷大用、刘瑾辈嬉游无厌。臣愚不知其不可。”乃条上“应天要事“五事：（《明史稿》。）一曰崇圣学以正君心，二曰申诏令以终大孝，三曰公赏罚以服人心，四曰绝内批以防欺蔽，五曰节财用以恤民穷。（县志）语多斥宦官。（《明史》）瑾读至“绝内批”语，抵疏于案，恚曰：“御史敢尔耶！”涣复疏劾之，略曰：“救乱之道，贵防未然。汉党锢、唐甘露之变，其由来岂一朝夕之故哉！皇上不亲庶政，使刑余传奉，窃弄威福，臣恐祸有不忍言者”。语益切。并劾谷大用、马永成、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党（原文无八党姓名，今据《明史》补入）。乞诛之以谢天下。瑾衔之入骨，疏留中。又劾都御史韩福、将官王佐不职，论都御史王璟与浙江布政毕亨因赈济为奸利，失宪臣礼［体］。（案《明史·七卿表》：王璟任都御史在正德十年，此年方以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韩福则右副都御史。正德三年，方以佥都御史核理湖广缺饷。志文都御史上各有缺字）。又建议边方官不足以威四夷，当更选强壮才力者，不宜开“告远”例。于是佥人侧目。（县志）明年，出［命］视山海诸关，以病谢。事未行，盗发其部内。都御史刘宇承瑾旨，劾涣失报（刘宇以正德二年闰正月任左都），逮下诏狱。（《明史》）瑾怒，杖之朝堂百，（《通志》）斥为民。（《明史》）涣落籍归。（《通志》）会韩雍得罪，（案：韩雍卒于成化中，正德初方谥之襄愍，岂有此时得罪之理。必户部尚书韩文，以正德三年为瑾所构，罚米千石输大同）涣罚粟二百石输边，以尝荐雍也。（雍字当作文，以上县志）瑾诛，忤瑾者咸起官大用，独涣复官致仕。（《明史稿》）御史周伦等（道光县志伦误偏。）交章荐谢迁、刘大夏、王涣等去不以礼，将复大用。时王璟（道光县志误作王景。）在铨部，阻之，（《通志》）庋阁不行，遂摈以老。涣自幼沉酣六经、诸史，一日忽悟曰：“此心万物皆备，终年口耳何益？”作《体认》《持守》二箴以自警晚年。（县志）养高林下，力耕课子。与乡老倡议筑海塘（《通志》）于西乡。筑塘一围，诛茅为居，率子弟讲学其中。有谈及时事，辄瞑目曰：“方求之吾心”，盖不欲言也。初号毅斋，晚号丹台逸史。涣七子，、梴、楠最有名。以梴贵，赠奉政大夫。（嘉靖〈志〉、乾隆志）

案曰：《明史纪事本末》《明纪》不纪王御史事，《明通鉴》仅著姓名于正德元年六月，于以见三书采辑之不周。

除了 “案”是自己的语言之外，全来自前人的资料，并且一一注明来历。所以，当我们现在知道前人学问要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我们现在做的许多学问太浮浅了。《四库全书总目》在赞扬《雍正浙江通志》为志中佳品时说“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牍，视他志体例特善。其有见闻异词者，则附加考证于下方。虽过求赅备，或不无繁复丛冗，然信而有征之目，差为不愧矣”，几乎全可以套用于民国志上。

或者可以这样说，以后的志书能在考据的成就上超越民国志大概再难以一见了。

 

 

 

 

六 结 语

 

世人对陈先生有许多误解。他在历史地理学上，可以为丁谦的文章作评；在历法学上，可以为陈垣《中西回史日历》作订正；在史学上，可以为王国维纠错；在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上，可以通过“天再旦”推算出公元前1046年，与今天的研究相合；在数学工具的掌握上，似乎他能演算微积分。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辜鸿铭留下许多传奇，但是陈曾对他开玩笑说，辜先生学贯东西，我所不及，但是如果就国学一点来说，先生要到我这个程度，也得再用三十年。可是在一个以弃旧从新为时髦的时代，陈的学问，为保留国粹的努力，在别人眼里就是保守落后。在时人眼中，学问大小是其次的，观念是否新异才是关键。他的学生傅斯年曾说，胡适先生汉学功底不如陈先生，但是他的观念和路子正确，所以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胡适门下的大将。到现在，我们能窥其堂奥的人更少，一方面他的学问太庞杂、太深奥，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一门学问太生疏。但这种情况会在下一轮的历史反复中改观，尤其是他著作的出版后，我们有可能不再用幽默和传奇的眼光去看一个真正的学者和一门真正的学问。我对他的认识的改变就是从从事县志编纂而读民国志之后开始。

其实，民国志也存在一种怪现象。在当时和今天的方志界，很少有本地以外的人把民国志作为范本，在方志史上的地位不如他弟弟陈畬早在七八年前（民国8年）修成的民国《新昌县志》，对于谁说过“江南四大名志”，因为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出处而表示怀疑，但是我们用志人才知道，这不是靠专家学者吹出来的所谓名志，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用出来的好志。当年我在方志刚入门的时候，迷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7000字的《朝邑县志》，和20000字的《武功县志》高度评价，但是后来在四库中看了全书就发生疑问，这么些文字就足以保留丰富的历史了，当然更多是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后来在看到章学诚的批评后才不禁感慨：名志不一定是好志，只有好用和实用的志才是好志。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依靠专家首肯去衡量一部志书。

从现在的眼光看，民国志固然有许多不足，甚至观念的落后，比如在进入民国十几年之后，依然不奉正溯，不用民国纪年等，但是民国志那体大虑周的框架设计、简扼周全的表格制作、直观准确的图说兼用、广征博引的资料整合、能疑则辨的考征辨析、惟关方域的文献汇集，在多方面树立了后人追求的标杆。

当然，民国志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非常有实用性的《氏族表》初稿出自象山最后一个拔贡史翰章，分量最重的人物传出自他弟弟、进士陈畬等，但是最后总成于陈汉章，所以还是在反映陈的方志学思想。

 

 

（象山县志办 《象山县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