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间文献对纂修地方志的作用

张川

余姚作为东南最名邑与文献名邦，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文献，这些文献大多私藏在民间，其中以五桂楼藏书为最。丰富的藏书、谱牒、诗文集、专志等为历代余姚县志纂修所征引。同时也为乡镇地域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如明嘉靖《临山卫志》、清道光《浒山志》、雍正《东山志》、民国《余姚六仓志》等。特别是《余姚六仓志》对于所征引的国史、各级各类方志、先辈诗文集、历代笔记、碑版、谱牒、丁册等，以及大量采访所得的资料都进行了出处注明。其中国史两种，即《宋史》和《明史》。方志包括《四明图经》、《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23种，诗文集则有《烛湖集》、《栲栳山人诗集》、《九灵山房集》、《菊涧集》等28种，笔记有《六研斋笔记》、《阐幽录》、《谈荟》等11种，谱牒有《陆谱》、《岑谱》、《高谱》、《卢谱》等37种，丁册有《费氏潜录本》、《陈怀义堂录本》、《郑氏醉醒录本》等12种，此外尚有其他文献史料如《筹海图编》、《两浙名贤录》、《杜白两湖全书》、《石堰场报解册》、《附场大小水乡蝴蝶策》、《全浙公报》等22种，在这总计135种文献中，大部分来自于私藏的民间文献。由此可见民间文献对纂修地方志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民间文献”与地方志纂修之间的关系，做一浅显的论述。以笔者近十年所收集的当地民间文献内容，分析其对修志中的征引，可以提供宝贵的文献依据，对地方志的一些作用做简单陈述。

一、民间文献的基本概念与内容

民间文献在学术界至今尚无严格统一的概念界定。一般说来，民间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间文献，是指保存在民间的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所有文献，其中既有产生于民间的文献，又有散失在民间的官方文献。狭义上的民间文献，则专指直接产生并保存在民间的文献。

余姚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成立了“梨州文献馆”，大量收集了地方文献。但尽管如此，隐藏在民间的大量文献仍旧不可小觑，其数量之宏巨，内容之丰富，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从笔者近十年在民间收集的内容看，有以下内容：家谱、年庚时辰本、祭簿、分家文书、地契房契、书信札记、各类买卖典押契约、各种账册、各类科举报单、万善同归河道疏浚劝捐文书、道教类科仪文书、庙会社员名册、六仓盐场排塘册；除此类纸质的文献外，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碑刻、桥额、门额、楹联、坊额、墓碑、界碑；同时还有实地走访从老人口中采访所得的笔记等，甚至是老照片。凡是有关记录民间社会人文历史的文字，不论其记录的方式是什么形式，在笔者看来都可称其为民间文献。这些所留下来的文字，与官方文献所不同的是揭示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思想、信仰观念、风俗人情，包含着乡村社会最基层的运作方式，记录着一个乡镇地域、村庄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地名的演变过程。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在我们的正史与地方志中，除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山川景观外，很少涉及一个村庄的详细历史记载。地方志涉及山志、湖志、寺庙志，但是涉及村志者少之又少。一些在当地很有声望的乡绅人物，如果没有贡生以上的科名，都很难被官方文献所记录。一些地方民生工程的兴衰历史，如果不是有名人吟咏作记，也只能被历史所遗忘。然而这些被官方文献所遗漏的历史记忆，往往在民间文献中又得到了补阙。

二、民间文献是追溯村庄历史起源与宗族发展的重要资料

无论是乡镇志还是村志，记述时限都要上溯事物发端，因此首先必然要从追溯村庄历史起源着手，而村庄的形成又往往与宗族的繁衍密不可分。大多数村落，都是有一个姓、或者几个姓形成村落。因此民间文献中的家谱、年庚时辰本、祭簿等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重要资料。比如一直在争论的严子陵故里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这是姚北一带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村东锭子山东麓发现了史前人类文明——茅湖遗址，距今约5000多年，被考古专家认定为新石器时代文明遗址。是余姚市境内最早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属河姆渡后续文化遗址，同时也是与“舜耕历山”年代、地域最相近的历史遗址，现为余姚市文保单位。然而这个被称之为“茅湖”的地名，在历代县志与姚北著名乡镇志《余姚六仓志》当中无查。笔者经过十多年的搜寻，最后在黄山湖茅氏家族续修家谱的时候，偶尔翻检民国《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复印本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名的解释。在其卷九中有《湖山沿革记》一文记载，茅湖旧系新湖，新湖在明清之际，逐渐成淤，故以筳（锭）子山为界分为东西两湖，东曰茅湖，西曰面前湖。面前湖今尚在黄清堰村南，茅湖已围垦成田，今在小茅家村南。询问当地人后得知，小茅家茅氏族人在此替人看守坟庄，后子孙繁衍发展成为村坊，而后茅湖之名由来，应该出自这个原因。而最早记载新湖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余姚县志》，其称：“新湖在治北四十里，宋烛溪乡周班村、严荣等保，今烛溪一都。周四顷三亩一角二十步，灌田五顷，土门二，东西各一，东土门之水······西流至于黄青堰。”其后历代余姚县志都有记载，至民国修《余姚六仓志》时，新湖已无载，可见民国时期新湖已毁。

然而从民间发现的家谱资料显示，定居今天黄清堰村最早的家族并非小茅家的茅氏，也非大名鼎鼎的严氏。恰恰是今天这个村子里没有一个世居于此的胡姓。我们都将姚北称之为“秦海唐涂宋地”，大古塘最初的官修东部塘筑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但是这个胡氏家族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由常州晋陵县迁居低塘黄清堰村柏山，始迁祖胡从，其后开枝散叶，称柏山胡氏。南宋嘉泰《会稽志》载“栢山，在县北三十里”。又据万历《余姚县志》载“柏山原名拍山，去治址三十里，五季时胡辅成家于此，绕山植栢，更名栢山”。古代“栢”通假“柏”，胡辅成即胡从，此后历代县志相沿此说。然而柏山今天已经在该村消失，大致在今天该村东方民工子弟学校与朝阳幼儿园所处位置。从民国《余姚柏山胡氏宗谱》比对《余姚县志》，可以知道余姚历史上宋代第一位进士胡穆即出自该村的柏山胡氏家族，后南宋著名学者胡宗伋、胡沂、胡拱、胡撙等祖孙三代均出于此。特别是胡宗伋，他是一位坚守所学，不逐时好的醇儒。《宋元学案》称其“操行方轨，笃于道德性命之旨，其交游子弟，非是莫取，史称醇儒”。他一生专研“道德性命之学”，且能坚守所学宗旨，不愿追随时好。能摒弃门户之见，提倡不主一师的学风，学有所长，自成一体，且讲究所学的实际效果。他的学术观点为其高足弟子烛湖孙畴、孙介兄弟所继承。他的妻子莫氏，留下了著名的《莫太夫人家训》，这个家训在当时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时人比之为东汉才女、史学家班昭所撰《女诫》七章。胡宗伋长子胡沂（1107—1174），字周伯，号拙斋，由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余姚开国子爵，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赠太子少保，加特进，谥献简。是该乡镇继严子陵之后入国史的第一个人物。同时他也是南宋时期著名学者，有胆略的谏臣。叶适称其奏疏将百篇，“必据经陈史，质证今事，不率意而云”，从中可以窥见胡氏之学讲贯经史、注重时务的特色。胡沂长子胡拱，绍兴三十二年壬午乡贡第二人，仕历迪功郎、承事郎。陆九渊称其资甚美，天常亦厚。叶适称其为“淳熙名士”。次子胡撙，承荫仕承务郎。孙应时称其“天资如古人，乐善急义”。南宋初年，胡撙家是越中传播陆学的重要据点，越中诸生“雨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柏山胡氏家族在元末明初之际纷纷外迁，在该村已然没有一个世居的胡姓子孙，若不是后世各支所修的民间胡氏家谱，很难追溯该乡镇与村庄的人文历史。

三、民间文献是地方志记录人物、事务发展的重要资料

志书所载的历史人文必然涉及人、事、物三者，其中以人物的记载为重点，因为事与物皆由人主体所创造。然而很多人创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却未能被地方志的历史所记住。但这些人物、事务都在民间的家谱、碑刻、契约、书信等文献中所记载。谈起姚北家族，妇孺皆知的潮塘张家、下河严家、历山翁家等都耳熟能详，但是说到具体人物事迹，都只能人云亦云，或者列举一二，或者哑口摇头。笔者以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翁家为例，这个家族在历山村人口不算多，但名气却大的很，但要当地人或者其本族子孙说出家族人物与事迹来，恐怕难以说的完整。实际上历山翁家，出自余姚东门翁氏，据《余姚东门翁氏家乘》记载，明代南京兵部尚书翁大立第六世孙翁世裕，字伯成，生于康熙六年（1667），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享年八十八岁，是迁居历山的第一世祖。第二世长子翁运陞，字尓骧，少习举业，为廪生。壮年从医，以医术鸣于时，乌山胡飞黄为其像题赞。第三世共5人，翁会盛国学生；翁会友以孙忠允添捐职衔貤封奉直大夫；翁会学以上寿赐粟帛。第四世元字辈共9人，翁元奇国学生；翁元新以上寿赐迪功郎加一级；翁元培附贡生；翁元产儒士。第五世忠字辈共21人，翁忠清邑庠生；翁忠恕例授迪功郎；翁忠表、翁忠宪文学生；翁忠涵邑庠生、例授登仕郎；翁忠粹国学生、布政使司理问加二级、诰封奉直大夫候选同知；翁忠允国学生、例授奉直大夫候选分府；翁忠沛、翁忠邦国学生。

至此历山翁家始出人才，翁忠粹，字荀蓉，历山翁家人，性好善，家故设米铺，每当岁暮，必减价平粜。道光二十九年，邑大水，木棉禾稻，尽遭漂没，居民流离失所。忠粹首捐米六百石以赈。历山，横阻大古塘，为东西往来要道，盗匪出没其间，藉山为隐匿之薮，行旅患之，忠粹为购田辟路，改塘于河之北，筑乾安、坤安二桥以达塘路，计费三千余缗，不呼将伯于人。余如修镇东桥，创建广济亭，乡里亦称道勿衰。次子翁学勤国学生、中书科中书加二级、貤封儒林郎；三子翁学彦国学生、中书科中书加四级、例授奉直大夫候选同知。孙辈学勤之子翁在科国学生、例授承德郎、光禄寺署正；学彦长子翁在荫国学生例授承德郎、候选州同知。

翁忠沛，字若馀，号雨亭，《家乘》卷三《太学生若馀公传》称其“长持家政，井井条理……为人晓大义，不露圭角。其前宗祠置产不多，规约颇失次，公与从兄小凤公经理十数年，增祠产，整宗规，气象一新焉。夫世俗持筹握算只屑屑为身家计，如公之培本为心有几人哉！即此一节，可见其计虑之远大矣。呜呼，足已传矣。性嗜饮，寡言语。”子三孝櫆国学生、孝辉国学生、春林捐纳从九品。孝櫆子翁在泮国学生；孝辉长子翁在庆邑庠生，次子翁在锦国学生；春林长子翁在经国学生、诰授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次子在绅国学生，三子在纶国子监典籍。翁春林的长女嫁给了浒山陈氏晓记三房陈载清，翁在庆的儿女又嫁给了陈载清的第三子陈爱瑛，而陈爱瑛的儿子即著名画家陈之佛。

历山翁家是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商贸经营的逐渐兴旺而迅速崛起的新兴望族，在从事商贸的同时广置田产，拥有千亩以上的良田。同时特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赈灾、办学、修桥、铺路。翁在经长子翁明伦国学生、加捐同知、候选知州加二级、诰授奉政大夫、晋封中议大夫。四子翁哲明，乳名济初，字濬明，捐职衔，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棉业巨商，曾在宁波率先创设宏大花号，民国二十六年回乡创办小学，次年耗资9000银元建成舜耕小学，捐赠400亩田地作为校产。但就是这样一位名垂当地历史的乡绅，在舜耕小学内所塑像介绍中，连他的出生年份都搞错了四年，石刻为其出生清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家谱实际记载为光绪三年，即公元1877年。同时舜耕小学已故校长陆凤阁先生在余姚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发表《翁济初独资办舜耕小学》一文，文章回忆到翁济初先生一向在外经商，但对家乡公益事业甚为关心，特别是教育事业，当他七十岁生日时，决定独资创办一所完全小学。根据家谱记载他出生于1877年，而1937年先用翁家大厅开始开课办学，1938年舜耕小学正式竣工投入使用。照此推算应该是他60岁生日时的决定，文中回忆整整推迟了十年。

翁家的大屋遗址至今尚保留在历山村内，翁忠粹所建的乾坤二桥、镇东桥、广济凉亭，翁济初先生创办的舜耕小学，至今都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若不是靠着一部《余姚东门翁氏家乘》，恐怕也难以翻检的出历山翁家的主要人物与事迹。这些曾经声望一乡的人物，创造了不可磨灭功勋的事迹，如果没有民间文献去记录，也许早就被历史所遗忘。同时民间文献的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此，比如对人物籍贯的指正，上海滩大亨、商界奇才黄楚九先生，在余姚名人馆内的籍贯是梨州街道，但是从《竹桥黄氏宗谱》即可知，黄楚九先生是出生于历山村徐家自然村桃园的。同时在很多资料上说，其父因为家族矛盾才从黄竹浦迁居历山的，其实从宗谱上看，迁居徐家自然村桃园的是黄楚九先生的天祖黄显魁，字廷侯，孺名葆元，他还是黄氏家族的宗长，住样山徐家河头，并且死后墓也葬于此。等等此类人物籍贯的辨别，都与民间文献息息相关。

四、民间文献是补充地方志信仰风俗的重要资料

众所周知在余姚的姚北地区有一个著名的芦城庙会，又称二月观音礼拜。其影响之广，涉及余姚、慈溪两市，近几年来还波及宁波、奉化等地香客前来参加庙会。但是至今无法探究明白芦城庙始建于何年代，庙会又因何而形成于何时。笔者曾带着疑问到芦城庙去请教乘定法师，他给我指了一块立于大殿北首的石碑，此碑刻于佛历二五四二年（1998），碑文记载“史载白云寺，位于芦城庙村，初建于北宋时期，清道光咸丰年间卢、张、范、杨、顾、潘六官出自修建，后改名为芦城庙，至今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查《余姚六仓志》载：“芦城庙在云城乡大古塘南，相传旧为白云庵，始创未详，民国八年重修”。案：华地《陆谱》载“元大德辛丑，海潮溢，居民多溺毙，陆尚义以宅高阜、植芦环绕如城，挠风势，水不得入，潮退得石炉于门外，因施其地为普门，颜曰“芦城”。据《余姚华地陆氏宗谱》子宜公传载“宋亡以后，陆尚义隐居云柯乡高义里，绕屋植芦，以充篱落，积岁阴繁，围环如城郭，大德辛丑，海溢，并海居生者，多化为鱼鳖，惟我家居址独隆，而又芦绕风势，水不得入，故无咎，顷之潮生，公于潮际见石人，戴石炉若来吾家者，既汐，得炉于门外，公遂神其地为伽蓝，供奉普门，颜曰芦城”。从地方志与陆氏谱两种记载来看，如果陆氏谱所载真实，那么芦城庙之初建当在元大德辛丑年，即公元1301年。但是很可惜的是，华地陆谱所载《子宜公传》应该出自清人之手，为后世所追述，故而《余姚六仓志》未能正式采信。

然而今年上半年，在芦城村内发现一块残碑，名《观音会产碑》，刻于清同治六年。因为是残碑读不成句，但大致能看出开头所写的是芦城庙之起源。无独有偶，在几个月后笔者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姚江逊桥张氏宗谱》残本，在其卷十四下《姓氏渊源考》中引用了明代《芦城庙碑记》所载部分文字，细读以后笔者发现，此文开头几乎与上半年所发现的《观音会产碑》碑文开头文字一模一样，仅个别字有出入。原文是“按明芦城庙碑记，芦城庙之脉自历山遞而西，至此突然高耸，土尽黄沙，西北两岸生芦草，列若城垣，因名芦城。相传此地当五代时滨大海，有神乘风驾潮而来，深入芦丛，及潮下视之，乃大士庄严相也，里人奇之，因建白云禅院于芦城中，以奉大士香火，历宋元明灵显异常，遂于嘉靖十六年分立六贯捐助，改庵为庙，坐北拱南，名曰芦城庙”。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芦城庙确实初为白云庵，是明嘉靖十六（1537）才改庵为庙，其中1998年所立新碑中提到的六官，实则是六贯，贯应该是一个单位，好比是修黄山湖轮值中的一柱的“柱”。在民国《余姚曲塘卢氏宗谱》目录中就有《卢贯大王会田地细号亩分》、《芦城庙社会记》、《庙贯值首简章》，可惜此谱藏于民间秘不示人，笔者未能详细阅读这三篇谱文。由此可见这些民间文献中对当地村落居民信仰风俗起源都具有一定作用，笔者不仅发现各个庵庙之下都有各种各样的“神会、社会”，这些会都有固定的产权，也有固定的人员名册，而且从所留存的会碑内容上，也都记录着庵庙的兴衰历史。如笔者亲自发现的历山广济庵《阴功会茶碑》。

原文为：文武二帝圣训曰广积阴功，又曰施茶汤以解渴烦。审是则阴功之当积，茶汤之当施固也。我历山广济庵创自国朝乾隆间，旧有阴功会茶会，共会产田地拾四亩零，交住持收租生息，放焰施茶，岁以为常，已立碑记。迄道光季年间，住僧守清将会产统行私自押出，彼时会中不知详细，后因逆扰，旧碑焚毁，屡更住持，失于稽查。迨至光绪四年冬，邀集庵下各姓，秉公追究，将原产悉数管复，重立碑记。会产仍交住持收租完粮，放焰施茶，务须恪承旧事，不得了草塞责，庶几阴功可积，茶汤可施。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弗传；莫为之后，虽传弗永。是望后事者，允宜永守于勿替焉。

计开田地细号亩分：

慕字二百九十六号，田八分八厘；二百九十号，田五分二厘六毫；二百六十六号，田壹亩四分五厘；三百九号，田五分二厘六毫。

男字八百二十二号，民地三分三厘；八百二十三号，民地一亩三分五厘四毫；二百三十二号，田一亩八分四厘七毫；壹千七十五号，民地壹亩正。

圣六畈三百廿八，地一亩七分五丝八忽；三十二，地二亩三分四厘二毛；六十二，地六分五厘；仝号，地五分七厘四毛。

圣四畈一百廿四，垦地一亩五分。

光绪七年孟春月吉旦

会中张德华、张方明、陈宝炎、翁月香重立，庵下众姓公具。

这个广济庵，位于历山老街大古塘南沿岸，当地群众俗称为“凉亭”。 1929年初在此成立余姚市低塘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历山支部。并在此建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进步思想的“蚂蚁图书室”。 1937底成立了“救亡学术研究会”，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又成立第五青年救亡室，有当时革命人士俞震、陈子方等在此开展培训抗日积极分子、宣讲时事政治形势、张贴抗日救国标语、涂写日寇屠杀中国人民漫画等抗日宣传活动。此地原址尚完好保存，《阴功会茶碑》也还立在原址中。但广济庵在《余姚六仓志》中记载仅一句话“广济庵在历山市”，后在翁忠粹传中发现，是他创建的广济凉亭。由此可知这些散落的碑文，都能非常完整的补正地方志中记载的简陋与缺失，这类资料的发现对新修乡镇志、村志的历史人文记录起到重要作用。

地方志的纂修，各方面档案材料、统计数据固然重要，但是其所能呈现的历史底蕴与风土人情尤其重要。而著名学者傅斯年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在今后地方志的纂修中，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民间文献，也希望有关部门重视民间文献的征集与整理。

作者：张川，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团委书记兼宣传文化员。联系地址：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村光明西路6号，邮编：315491，联系电话：13486685025，邮箱：4013933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