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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与乾隆《鄞县志》的编纂
发布处室:宁波史志网  发布日期:2018-12-07  来源: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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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与乾隆《鄞县志》的编纂

 

(方 宁)

(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考据学家参与到各地的志书编修当中,不仅提高了志书编纂的质量,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知名考据学家钱大昕便参与到乾隆《鄞县志》的纂修中,其求真求实”“考证法等治学理念和方法在该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充分运用乾隆《鄞县志》也被后世称为一部考证严密、体例鲜明的地方志佳构。

关键词:考据学 钱大昕 地方志书

 

 

清代,全国方志编纂进入一个繁盛期。由于清王朝在提倡修志的同时设置严密文网,实行文化专制,学者不敢私自修史,于是编修志书蔚然成风,大批著名学者参与了各地的修志工作修志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派,即地理派和历史派。地理派又称考据派,是编修地方志的一股重要力量。一些考据派学者参与到宁波地方志书的编修当中,其中就有乾隆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钱大昕。

 

  • 钱大昕生平

 

钱大昕(1725-1804),字晓征,江苏嘉定(现为上海市嘉定区),从学于曹桂芳,因喜古学,不尚时文,乡试屡不中。乾隆十六年(1751)被召试赐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又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官任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

大昕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当时阮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著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同样,对于中、西天文历法,他也能够剖析无疑,多有发明。一开始以辞章著名,后来才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曾参与《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的编修。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受同乡鄞县知县钱维乔之邀,参与纂修《鄞县志》,缜密考证,亲撰《鄞县志辩证》若干条。他主张修志应据事直书,是非自现,并认为但使记事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坚守求实求真的学术原则。钱大昕参与纂修的《鄞县志》,对旧志多所考辨,为清代方志之佳构。

二、乾隆《鄞县志》的编纂特色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也可称为考证学、经学、朴学或汉学。早在汉代,这种考经证史的方法就被学者们在经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只不过乾嘉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地方志书在古代被列为地理类书籍,这本身就在乾嘉考据学研究范围之内,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也是对前志校勘辨误的过程。所以,地方志的编纂与考据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乾嘉学派学者在清代地方志书编纂中充分运用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经据典,无证不信;一是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的运用。

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为乾嘉学派代表学者之一的钱大昕受邀参与《鄞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与邑中硕学搜罗考订,冗者汰之,缺者补之,伪者正之,最终编出一部体例鲜明、内容翔实、考证严密的地方志书。乾隆《鄞县志》与同时代编纂的其他志书相比,有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其一,引文均注明出处。这部志书渗透着钱大昕等人的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内容均言出有据,多加征引经典、专著、旧志,并对引用的材料皆注明出处,其中不明或存疑之处则细加考证,力求真实。该志凡例中提到:

 

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俱仿咸淳临安志之例,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庶无攘善之嫌,亦无杜撰之诮,或略加檃栝,则曰据,或曰采,或曰参用,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也。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亦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

 

其二,非常注意选材的真实性。志书在征引材料时,细加甄辨,非常注重其真实性、可靠性,所以材料更多地采用旧志、正史、官府档案等官方材料,而较少采用家传等私人撰述。该志《凡例

 

……后人不信旧志而好采家传,乍阅之,风节矫然,徐考之,了无实据,假冒官资,造作故事以子虚亡是之言,欲令千秋尸祝,人心风俗之媮莫此为甚,成化、嘉靖志所补宋人传多坐此病今稍汰其太甚者,而于辨证中详言之若旧缺而今增则必引据史传及名人撰述、文集信而可征者,不敢徇一家之私乘以滋后世之惑也。

 

编者认为家传容易造假,缺乏真凭实据,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增补内容时,很少采用家传,而是选择史传和名人著述、文集等信而可征的材料。

其三,注重对材料的考证。在乾隆《鄞县志》各卷中,编者广泛使用考据学治学方法,对引用的原文细加考证,辨伪存真。即使对于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正史、地理书、旧志等材料的内容,也不是一味地抄袭原文,而是对其辨别甄选后才加以采用。对于旧志等内容的考证辨伪均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列在原文之后,光绪《鄞县志》亦遵此例。对旧志内容的存疑之处,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考证求实,以解疑惑。如:

 

车茂安言秦始皇留鄮县三十余日,则鄮立县由秦来旧矣(延佑《四明志》)。案:始皇留鄮县语见《陆士龙与车茂安书,非茂安语,延佑志偶误。

鄞以堇得名,加邑为鄞,鄮,易也,亦加邑焉。《舆地志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贸易,因名鄮县延佑志)。案:今县名虽因于汉,然汉之鄞城在今奉化境内,而古鄮城乃在县东三十里。《府志沿革以鄮属本县,鄞属奉化,句章属慈溪,但据故城所在言之其实今县境兼有汉鄞、鄮、句章之地,县之东乡为鄮地,南乡为鄞地,西乡为句章地,未可专举一县,兹遵《皇舆表》更正之。

是年移鄮治于三江口(《曹志》)。案:乾道图经大历六年771三月,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而鄮县久弗能复,乃移治鄞,鄞东取鄮城财三十里,此鄮县徙治今城之始也今考通鉴,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袁晁陷明州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又阅四年,始改元大历,大历六年771据晁就擒已逾十载矣鄮为附郭之县,岂有久未能复之理,图经所言殆非其实矣当时县治之移,实以三江口据江海之冲,为善后之备,非因故城未复而别立治也诸志皆踵图经之伪,兹特援正史矫正之。

大皎山、小皎山,在县西七十里,即二韭山……(《四明山志》)案:旧志不载二韭之名,今考沈明臣《游四明山游记》云:小皎,村尽表石界余姚又云:蒜坑,东山之阳,即大皎,鄞属也,则大、小皎为鄞境无疑。

 

另一种是附之待考。有些内容仅有一条孤证(记载仅见一处)或者语焉不详,暂时无法得到确切考证,仍将其列出等待以后再证实。如:

 

鸡鸣山,在鄮县山有石井,上有铜瓶,着石有大石鸡,云从浮梁上飞来,今犹应扶桑晓(《十道四番志》)。案:鸡鸣山今不详何地,姑附此若旧志谓境内无此山,即削之,则岂以现今樵夫牧竖所指名者为足据耶

灵山,郡国志云:山有石鼓临涧,若鸣则野稚翔鸣,故曰灵山太平寰宇记)案:灵山今不详何地,姑附县东山之末。

动石山,在鄞县境山有竖石,高五六丈,下有小石支之暴风雨则自动,行于山者隆隆作声(《太平寰宇记》)。案:寰宇记不详方里所在,今从《明会典》次响岩山后。

梅园山,东浙碑材不能得,太湖石次之,梅园质颇近腻今石孔久闭,佳者亦不易求矣(四明山志)。案:梅园山亦未详方里所在,姑附此。

鸡笼山烽火楼,皆取形象以名,皆四明山之支派也(宝庆志)。案:诸山皆旧志所列,今不能确指道里远近,姑附之。

圣公山,县西四十里(嘉靖志);圣公岭,在县西七十里壁立千仞,其中石室虚明,相传朱彦诚尝遇仙于此(明一统志)。案:圣公岭与圣公山同名而相去至三十里之远,当非一处,或四字讹七歟,姑附此俟考。

 

对旧志比较明显的谬伪之处则予以纠正,主要涉及到内容、文字和读音等辨析纠错。

 

瞻崎岭,县东六十里,在福泉山北瞻见崎头海岸,因名(《闻志》)。案:瞻崎,府志俱作嶦崎,误。

厉山,县南五十里顶有石,击之作?鼕声并山而居者多吴姓,故称厉山吴(《嘉靖志》)。案:厉山,《宝庆志》列在县东三十里,误。

稠岭,县西三十五里明嘉靖间海道副使李文进命于此设寨,至三十八年1559三月内倭奴从此入林村(闻志县西有稠岭接慈溪县界(方舆纪要)。案:曹志稠作鹫,土音相近而伪。

 

乾隆《鄞县志》中列在原文之后的编者按语,有考证辨析之辞,亦有补充解释之语,还有主观评论之言。通览全志,我们发现,按语大部分内容为纠错辨讹的考证之辞。按语犹如考据学家对于经书所作的注疏,这是考据学方法在该志中广泛使用的直接证明,也是本志的鲜明特点之一。

其四,列出金石一门。金石是考据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金石的收录和整理,不仅可以开创志书资料搜集新渠道,而且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考据学的治学范围。据该志《凡例所言:

 

罗端良《新安志》曾立金石一门明州故有刺史裴儆、王密二碑,出于李阳冰篆,又有韩择木开元寺碑、柳公权金刚经,今皆不复存存矣,兹据其见存者考而录之宋元以前断碑只字悉著于录,明碑则择其文字之佳者。

 

卷二十三《金石》的概言又云:

 

郦道元《水经注》多叙汉魏碑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录晋祠铭,舆地之书兼及金石,自昔然矣。鄞之碑刻见于赵明诚、王象之所录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季海、柳公权诸迹,久失其传。即赵雪松观帖向在郡斋,今亦无有存者。云烟过眼,不独书画真迹为然也。兹据其见存者,唐、宋、元凡五十余通录其全文,以备参考,明碑八十余通,时代未久,但存其目而已。古碑虽失传,仍附见名目于卷末。因旧刻之沦亡,益知今所存者之当宝贵也。

 

《金石》这一卷,将唐、宋、元、明时期境域范围内所有的碑刻资料收录其中,共收录130多通,有的收录全文,有的只存其目。该志还利用金石资料考证旧志内容,纠正错误,如卷十一《名宦》内有一例:

 

阿殷图,字嗣昌,蒙古人。……(《嘉靖志》)。案:《嘉靖志》殷作般,今据石刻校正。

 

其五,专设辩证 旧志源流一卷。《辩证》中列出文种非鄞人、甬桥非甬水桥、王修非鄮令、唐有两徐浩、孔戣奏罢海味、张知白、王鄞江墓志不足信、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陈瓘摄倅明州、朱文公未尝至鄞、陈德刚事不可信、陈著、王厚斋生卒年月、郑珞、奉化郡、观文府、管公明墓、王次翁墓、大观图经、娄寅亮上疏年月、袁桷上王深宁书、王罃奏从祀事、蒋晓非蒋猷曾孙、丰寅初、王鄞、贺知章朝英集、陈曦、陈槩、小江湖非西湖等条目,《旧志源流》中记载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成化《四明郡志》、《宁波府简要志》、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宁波府志》、康熙《重修宁波府志》、康熙《鄞县志》、雍正《宁波府志》的卷数、编纂者、序文等。序文的内容主要包括成书之原委、修志之必要、志书之功能等。专设此卷,对前志舛误之处进行集中考证,释其疑惑,辨其正误,又溯其源流,理清志书编纂的发展脉络。追本溯源、订伪纠谬正是考据学最主要的治学方法。

  • 乾隆《鄞县志》的学术价值

今人曹锦炎对乾隆《鄞县志》编纂过程、主要内容以及学术价值有个提要性的介绍:乾隆《鄞县志》三十卷首一卷。(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等纂。是志创修于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二年1787告成,翌年刊行。是志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类,或引旧志如《乾隆图经》宝庆四明志之类,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体例仿咸淳临安志,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也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证信。是志所述水利较前志为详。卷三十有辩证,对旧志源流作详细考辨。金石一门,对宋、元以前之断碑残碣,悉著于录。对明以后碑刻文字,也择要著录,为清代方志之佳构。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刊。

乾隆《鄞县志》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三点上:一是选材的广泛性,二是体例的创新,三是考据方法的普遍运用。作为一部方志学著作,该志是研究鄞县(现为鄞州区)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该志序言中提到:疆域之沿革、农田水利之废兴无不详也,官司人物之贤者、能者,有益于民者,以及潜德之幽光、霜闺之贞行无不甄而著也,庙学兵防之钜、时俗物产之细无不广记而备言也。如序文与凡例中所言,该志征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和翔实,这有助于对当地政治史、农业史、军事史、教育史、社会史的深入研究。推动地方历史研究,这也是地方志著述最主要的学术功能。

如前文所述,该志在体例上有其鲜明的特色,比较突出的就是列有金石一门,专设辨证、旧志源流一卷,再有就是注重考证,编者按语的使用,这种篇目设置和内容编纂上的创新在清代以前志书编纂中很少见到,而在乾嘉之后志书编纂中则多所借鉴。体例上的创新,不仅提高了该志本身的编纂质量,对地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有所裨益。

注重考证是清代方志的一个共同特点。该志充分运用考据学校勘、注疏、辑佚等治学方法,删繁补缺,订讹纠谬考证方法的充分运用,不仅增强了志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且还推动考据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鄞县志》不仅在材料丰富程度和内容广度上超过前志,而且在辑录古代史料进行考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它既可以被认为是一部方志著作,又可以被认为是一部考据学著作,对于推动清代方志学和考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结语

 

当然,乾隆《鄞县志》虽有学术大家参与,经过细心考证,但由于众手成志时间仓促疏忽、纰漏在所难免。后代编志者认为钱志征引旧籍,间有窜改其本意,或原无此文而随手填注,或语出彼书而妄注此目钱志所收碑记之类,以诸家遗集,宋、元、明旧志及石刻拓本校之,多有舛误。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讲,乾隆《鄞县志》属于一部比较成功的地方志书,被誉为非一乡一邑书,而千秋不朽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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