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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中共党史人物张人亚
发布处室:宁波史志网  发布日期:2018-12-07  来源: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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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中共党史人物张人亚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水利)

 

1951年的《解放日报》,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这是经历战乱后一位父亲对离散亲人的苦苦寻觅。20多年前,他的儿子张静泉从上海悄悄回到老家,叮咛再三,交托了一个大包裹。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见。几天后,父亲对外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随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个空棺,埋进一个包裹。老人家从此一人独守着秘密。

眼看宁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儿子却依然杳无音讯。《寻人启事》登了数月,无果。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转眼之间,时光已来到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专程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在这里,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这本《共产党宣言》,正是那位老人从那个衣冠冢中拿出来的珍贵革命文献之一!

习近平: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样?

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产生了美妙交汇······

习近平曾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唯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一、在故乡:砸掉菩萨,刻苦求学

张人亚,1898年5月1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廿八)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张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宅院内(今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东路19号)。这个大宅院内住着好多人家,包括张人亚的亲伯父和叔父两家,还有堂房叔伯家,总共大约有六七户人家。

霞浦镇古属鄞县,宋熙宁十年(1077)划归定海县(镇海县)。霞浦古称“下浦张”,相传南宋名将张千忠嫡孙到该地定居,因张姓家屋外有“浦”,故称下浦张,后人雅称霞浦张。民国16年(1927)建霞浦张镇,简称霞浦,25年置霞浦镇和九峰、下洋2乡。1956年5月合并霞浦乡,1988年8月撤乡建镇,2003年8月撤镇建街道。

北仑区为原镇海县甬江以南地区。1984年,划镇海县城关镇、新碶乡和小港、临江、湾塘、庄市、高塘乡的部分村新建宁波市滨海区。1985年,撤销镇海县建制,滨海区扩大并调整属地,甬江以南为滨海区,甬江以北为镇海区。1987年,滨海区更名为北仑区。北仑区虽是新建区,但是当地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首创九峰养正学堂,次年续办霞浦学堂,民国14年(1925年)建设新校舍,更名为霞浦国民小学。

张人亚的父亲名叫张爵谦,生于1869年,略识字;母亲胡少林,与父同岁,文盲。他们育有四子三女,即:老大张静(生于1895年),老二张瑞云(夭折,生年约在1896或1897年),老三张静泉(即张人亚),老四张静茂(生于1901年),老五张瑞春(生于1903年),老六张瑞仙(生于1911年),老七张静渠(生于1914年)。不过按中国农村风俗,一般男孩子才“排行”。因此,张家的男性排名是:张静葊、张静泉、张静茂、张静渠。张人亚在家中排行老二,与他关系最近也与他革命生涯关系最亲密的是三弟张静茂(张人亚称之为“大弟”)。

张爵谦按族内排行的“和”字辈为张人亚取名为守和,字静泉。在读书和在上海银楼里工作期间,名字都是用“张静泉”。“张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还曾用“白青水”、“张信泉”、“引川”、“梦亚”等化名。其中,“白青水” 是把“泉”字上下拆开变成“白”和“水”,中间夹一个“静”字的部首“青”字拼合而成;“张信泉”,宁波话“信”同“静”是谐音;“引川”是宁波话“静泉”两字的谐音;“亚”与宁波话“霞”字同音,“梦亚”则寄托着他对家乡“霞浦”的深深思念。而“张人亚”,也用了宁波话的谐音。他曾是银饰品制作工人,宁波人称这个职业为“银匠师傅”。宁波话里“人”和“银”是同音,都读成“宁”。“亚”与“匠”在宁波话里音也非常接近。因此 “张人亚”用宁波话读起来声音很像“张银匠”。这些充分说明了张人亚的家国情怀和聪明才智。

张人亚在1924年曾手书过个人家庭情况汇报,他说:“我的家庭是半无产的,父亲是一个小农人。”在《调查表》中关于父亲“财产及收入”一栏中写有“有三个□小房子二三亩地”字样。他的父亲主要靠轮种族中几亩祭田和兼做厨师,维持八九个人的生计,生活不免拮据。他的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比较开明,秉承耕读传家的传统理念,依然设法让子女上学。其中,张静葊上过三年私塾,张静茂、张静渠分别上过五六年和四五年小学;甚至连张人亚的两个妹妹也都分别上过三年和三四年的小学。

关于张人亚受过的教育情况,他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留苏期间写的个人材料中也写道: “我在小学校里读过五年书”,在《调查表·教育程度·入学年份》中,起始教育写的是1908年,“终了教育”是1913年,刚好是5年。由此可见,张人亚受过5年的学校教育,文化程度为“高小”。关于这几年的学校教育,大致情况是:1908年,张人亚10岁,进入霞浦镇的一家私立小学读书1910年,未完成学业即退学;1911年,张人亚13岁,进入公立的霞浦小学读书,1913年完成学业后毕业;1913年,张人亚15岁,进入镇海县立中学(今镇海中学)求学,一年后,中途辍学,离开学校。

至于张人亚10岁之前受过的教育,现有材料不多。我们主要根据张人亚后人撰写的《张人亚传》,叙述如下:

大约在张人亚八岁时,张人亚进入其堂兄张晚荷于1906年主持和执教,开设在张家祠堂内的霞浦学堂就读。这是一所新学,只有二十多个学生。

张晚荷族名万和,学名晚荷,字兆泰、樵斋。他虽与张人亚同辈,却与张爵谦同龄。他同张人亚一家一同住在大宅院内。他虽是晚清秀才,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镇海县参议会副会长和镇海县政府教育委员。他在族学里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遭到族中清朝遗老遗少的反对和抵制,教学设备常被破坏。但张晚荷不为所惧,把教室搬到自己家中坚持授课,还请了一位早年留学日本的晚清举人张丙旭当体育教师,在门前晒谷场上教学生操练。八九岁的张人亚逐渐开蒙,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在心底慢慢萌发,他曾邀集同学捣毁了凉亭庙里的一座泥菩萨,引起乡村邻舍的注意。这说明张人亚从小就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和反抗意识。

1913年,张晚荷见曾经的弟子兼堂弟的张人亚品学兼优,“孺子可教”,于是劝说张爵谦让二儿子去当年刚成立的镇海县立中学深造。当时,霞浦一带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般的农民只关心庄稼的收成如何,普遍认为读书毫无用处。但张爵谦咬咬牙,硬是想方设法送张人亚上了这所日后著名的中学,把兴旺家业的希望放到了他的身上。

兄弟姐妹七人,张人亚是唯一上过中学(尽管只有一年)的人。

在镇海中学编辑的《雄镇学府百年校史纪实》这本书里,其中有一个单独的章节,来纪念“首届学子张静泉”,对张人亚在投身革命前的生平有较为详实的描述。书中提到,张人亚小学毕业时正好赶上县中创办。张父深明大义,他 “紧缩家用,送子进城”。作为镇海中学首届学子,张人亚“品学兼优,成为一家的骄傲”。作为农家子弟,中学时代的张人亚深知家里的艰难,“从来贫苦出伟男”,他刻苦求学,认真钻研,加上天资聪慧,终于成为老师和家人心中的骄傲。

但是,面对家中日益增长的吃口和日渐苍老的父母双亲,以及官府不断伸手催要的苛捐杂税,1914年,尚未成人的16岁的张人亚决心为家分忧,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辍学,到外面“讨生活”。

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成为张人亚的重要选择。

 

二、在上海:领导罢工,秘密工作

1914年,张人亚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工作和革命生涯。实际上,直到1929年,大约15年的光阴,除过赴苏留学短暂的半年多,张人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

自上海开埠以来,宁波人素有到上海打拼的传统习惯。这时,张人亚的堂弟张静乐是上海老宝盛恒记银楼的股东。经他介绍并担保,16岁的张人亚来到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凤祥裕记银楼(今南京东路432号老风祥银楼总店)当学徒工。

上海金银业起步很早,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上海第一家银楼开办距今220多年,上海银楼的股东,老板大多数来自宁波、苏州和上海本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大大小小的银楼共计34家,从业工人达2000多人。金银业是以加工制造金银首饰为主的传统手工行业,工人受到雇主的剥削,待遇很差,生活贫苦不堪。一个工人每月收入多的有七八元,少的只有二三元,一般是四五元。工人为了维持生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学徒名义上是五年出徒,实际上还要再劳动一年后,才能升级正式工人。而雇主(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了银楼公所。银楼公所分为:大同行、新同行,大同行有银楼18家,新同行有银楼16家。

张人亚是个言语不多,踏实肯干的人。据《雄镇学府百年校史纪实·首届学子张静泉》介绍,张人亚是抱着挣钱回报父母”的愿望到上海一家银楼做首饰工人头几年,他身居闹市,心在工场,虚心向师傅学习制作技术,而且还运用中学时学到的知识,改进工艺,让自己制成的首饰更加精巧、亮丽,受到师傅的好评。”看来,在刚到上海之时,张人亚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如果不是后来参加革命,他或许能成为上海有名的首饰师傅。

1918年农历2月,张人亚的父亲有感于“余俱年近五十,念经济困难,家事纷繁,内外家政难以主持,固想树大分枝,源大分流事有也”,于是请来兄弟四个的伯父张悦谦,作为见证人,进行分家。张人亚分得若干房产。这时,他尚未婚娶。但这年,20岁的张人亚同顾玉娥结婚。妻子与他同岁,也是1898年生人,粗略识字。但不幸的是,1924年,因病去世,享年27岁。他们没有留下孩子。从此以后,张人亚就孤身一人长住上海,不常回家。

这段时期的张人亚,一直在银楼里默默地做着学徒工。甚至到1921年,他仍然连续做了“八年”的学徒工。可以说,1914年至1918年的张人亚是孤独而烦闷的。一方面,是经济的巨大压力。1914年,学徒第一年,他还要向家里伸手要钱1915年以后,虽然“生活费”已能够“自给”,但毕竟学徒的工资很低,养活一个人尚且不易,况且还要资助父母,后来还要养活妻子呢。但更重要的是,他切实感到了“中国工商界的黑暗”,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的工人张人亚,他始终没有放弃执着追求读书、改变自己和社会的理想——但他始终找不到出路!

张人亚的苦闷,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苦闷。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起了先锋的作用,工人阶级的投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六三以后,上海工人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大的集聚地。外国列强从入侵中国时起,就培植起了他们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而上海成为他们最早雇佣中国工人的城市之一。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僚在上海办起了军事工业,19世纪80年代又以官办和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不同形式开办工厂,1894年,上海已有产业工人36220人,占当年全国工人总数的47%左右。按规模而言,上海500人以上工厂的工人,在1895年为23700人,占当年全国500人以上工厂工人数的56.56%,为全国之冠。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工厂又有所增加,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0年,上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男女工人,大约有30万人,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全国而言,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不到5‰。但就上海来说,根据中国邮政总局统计的总人口为153.8万人,上海工人阶级约占人口总数的20%。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产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努力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去同工人肩并肩地进行战斗。当时,上海开始兴起了各类马路夜校,一些进步青年利用夜晚业余时间义务在马路边教授群众文化知识。

感受到沉重经济压力和精神苦闷以及正在寻找出路的张人亚不能不受到社会潮流的吸引。

 

剑云先生:

现在普及教育青年的声浪,一天高一天,各马路的义务夜校,差不多都有了,稍微有志气的学徒,都已进去读书了。

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十六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场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八年了。中国工商界的黑暗,是人们所晓得的,也不用我来讲了。我前五年之功,被后八年消灭完了,现在差不多和没有读书过一样了。什么画报都看不懂,你想难过不难过?我现在情愿我这念几岁的一个人,和小孩子一样上学去,过去的虽然糟蹋了,未来的或者还好补救一点。但是也有些不便当。因为入学去总要一个人介绍,要给店里的先生们知道,一定要希奇起来,或者就会阻止了,所以我总没有机会。

周先生呀!我是不认得你的,我不过在去年出版底《药风日刊》里见过你的文章,想你对于社会,是很肯努力的,我很想受教;但是我的环境始终没有机会给我。我前月到工商友谊会去,听说山山路的义务夜校,也许友谊会会友享受。我晓得你对于这个学校是非常的尽力,所以我今天写信来要求。不过我的程度是很低的,我前面也说过。我对你说句实话,我写这封信的“字”,是从我所有的书报里······

 

这是1921年,张人亚以“张静泉”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刊人周剑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获取诸多信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大力宣传革命,推动普及教育青年运动,这让张人亚很是激动;在8年学徒生涯中,目睹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如何欺压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他想以上海工商友谊会会友的身份,进入山山路的义务夜校读书,要请周剑云帮忙等。

事实上,1920年11月,要求进步的张人亚进入了当时的社会团体组织——上海工商友谊会,直至1922年6月完全断绝关系。在工商友谊会,他实际上跟党的先进分子接触。张人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此后,大概是在周剑云的推荐下,张人亚来到上海山山路的义务夜校,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毕竟底子厚,张人亚很快就超越了他的“五年之功”,加上“后八年”的感同身受,他基本完成了由“学生”到“先生”的转变。但他仍不满足,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依旧去各马路夜校孜孜不倦地学习,认真阅读《劳动界》等刊物和许多革命书籍,如人民出版社的《共产党宣言》、中华书局的《唯物史观解释》等。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她的诞生地——上海,中国共产党力推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互结合的革命理念,就有了一个有文化的工人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的鲜明例证——张人亚已从苦闷的工人开始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转变。他开始参加一个“由七八人组织一个小团体,曾办过四五星期露天学校(每星期举行三次或二次),试行循环自修(每星期作一二次文章循环批改)”,并且“参加各种群众会”

党的一大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已有十余人,按照党纲是应该立即建立上海的地方组织。但是,上海党的各项工作,有中央局在抓,上海的党员骨干大多参加全国性组织的工作,比如一部分去筹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部分在中央的刊物负责编辑工作。党员骨干的流动性大,有的被派到外地或出国,有的新从外地到上海负责重要工作,因此,建立上海地方组织的工作拖延下来了。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研究了党的组织状况,并从筹备党的二大来考虑,认为上海的地方组织必须建立起来。1921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上海的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上海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上海的群众斗争和群众工作,都由中央直接决策,所以中共中央局指示,中共上海地委的首要任务是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在初建中共上海地委时,按规定应设3人以上的委员会,因上海情况特殊,仅设书记一人,负责管理党务。第一任书记由陈望道担任。

中共上海地委成立时,协同在上海的各个组织,做了一件扩大影响,宣传群众的举动:大规模散发《太平歌》贺年片,向上海工人和广大市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有组织地进行活动。

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许多市民在闹市区和工人集中区拿到一张有人分发的别开生面的贺年片,正面印着“恭贺新年”四个大字,背面印了一首《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工人拿到贺年片都非常感动。他们说:“上海滩上有人关心工人了!”这张贺年片实际上是革命传单。上海党组织印制了6万多张这种特殊的贺年片,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带头,发动全部党团员和朝鲜青年团员100多人和工人50多人上午在各处分头散发。下午则在热闹的“新世界”等游乐场,分发抨击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传单2万张。巡捕房知道后失色惊呼道:“不得了,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张人亚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早就引起了革命组织的注意。这次上海地委的春节大宣传,加上之前的深入了解,让张人亚也终于认识到:需要加入这样的组织。1922年4月,即将年满24周岁的张人亚光荣地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从此开始了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革命生涯。

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成员有三人:地委书记由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秘书袁孟冰,委员为张人亚,参加团的领导活动。万事开头难。党分配给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援助浦东纺织工会罢工进行两天募捐。但由于斗争经验还不足,6月初,募捐的第一天,他就被巡捕逮捕。张人亚在警署狱中经受住了数次严刑拷打,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警察无法,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只好第二天就把他放了。

按:浦东日华纱厂是日商在上海经营的一家大纱厂,分一二两厂,共有工人3800余名。该厂工人的工资要比其他纱厂低三成。工人还要受到存工制的剥削,工人若中途离开日华纱厂工就被没收。个人的生活尚且难以维持,更不能养家活口,工人常常饿着肚子上工。不少工人被迫放弃存工,纷纷离开日华纱厂前往大中华、恒丰等纱厂做工。要求增加工资已成为该厂工人的普遍要求。从厂方来说,当时市场上纱正短缺,纱价累涨。日华纱厂生产的丹凤牌纱涨得更高,厂中储货将尽,厂方正欲加强生产,榨取更大利润。于是,浦东纺织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工人进行罢工。从1922年4月17日到6月5日工人全部复工结束,总共进行了三次大罢工。在日华纱厂为期16天的第三次工人大罢工期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曾于5月24日发表《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指出:全国工人所受的痛苦,都和日华纱厂3000多工人一样,号召大家“密切的联系起来,互相帮助,以与资本家作斗争”。为从实际上支持工人大罢工,维持数千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除了自己捐款捐物外,还组织青年团员走上街头,进行募捐。张人亚正是在为浦东纺织工会组织的浦东日华纱厂大罢工募捐时被捕,入狱一天。因此,他曾写道:“第一件工作,就是援助浦东纺织工会罢工募二天捐(第二天被捕)。” “六月为浦东纺织工会罢工募捐时被捕,在巡捕房被禁一天。”

张人亚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成熟了起来,领导能力也逐渐得到锻炼。

这一时期,张人亚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但他过得很充实。他最初的革命活动是利用在金银业的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主持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进而领导上海金银业的罢工斗争。

1922年9月16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在上海迎薰路中华职业学校附设之职工教育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600余人,张人亚任俱乐部主任。

金银业是中国最古老的手工业之一。20年代初,上海金银业工人的待遇和处境比产业工人更差。他们的工资最高的每月仅七八元,一般的四五元,最少的只有二元左右。这是10年前的工价,以后一直没有加过。这一工资水平比纱厂工人低得多。工作时间特别长。他们每日靠9小时规定工作时间的工资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只好每天再作8小时夜工,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7小时。银楼资本家还采用包工制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金银业工人早有要求改变自己痛苦的处境。

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代表全体工人于10月6日向银楼公所(资本家的组织)提出了五项要求:1.增加薪资。2.学徒年限为三年。3.星期日休息。4.废除包工制。5.改良待遇。银楼资本家不但不予理睬,反而乘中秋节期,断然将张人亚等三名金银业俱乐部执行委员开除。工人立即加提了两条:1.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之权。2.将开除的三名委员复职。连前提的总共七条,要各店主一律承认,限24小时内答复。资本家置之不理。工人遂于10月7日举行罢工,发表了罢工宣言。宣言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罢工是被逼迫的,俱乐部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必须誓死捍卫。并正式提出了九项条件,除了已经提的七条,又加了两条:1.罢工期间不得扣除工资。2.开除新凤祥德记银楼压迫工人的工头陆志香。

资本家立即进行反扑。罢工第二天,大同行银楼公所便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说俱乐部是罢工机关,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又说同盟罢工是触犯刑章的。工人有什么要求,可派代表直接找银楼公所董事部商谈解决。对工人进行恫吓诱骗,企图破坏工人团体。工人团结一致,无所畏惧,并发表通告,驳斥了资本家的无耻谰言。之后,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罢工也不断扩大。12日,祥和、九凤、永利、万兴等十余家银楼及银作工人相继加入罢工。17日,又有专做洋金之姜发记、美和、美华利等数家加入罢工。

罢工第5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方椒伯出面调停,向双方斡旋。大同行方面特聘姜步七为交际代表。此人态度蛮横,声称对承认俱乐部这一条,没有讨论余地,惟增加工资可以磋商。针尖对麦芒,工人方面提出:如各店主不承认俱乐部,可不必磋议其他条件。新同行方面也于10月5日与工人代表谈判,同样坚持不愿承认俱乐部,只同意增加工资四成。谈判没结果。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中止调停。

激烈的斗争在继续着。10月16日,大同行第二次在报上向工人发出通告,片面决定罢工期内工资照给,限3日内上工,如不上工,亦不派代表去磋商,则依法解约。工人非常气愤,纷纷向资本家提出质问。并郑重声明: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是全体工人之代表,不与俱乐部签订协议,坚决不上工。表示与其受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为对付资本家破坏罢工,俱乐部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每家银楼作坊推派代表两人,与俱乐部办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选派纠察维持作坊内的秩序;强调罢工要守纪律,若店主强迫工人上工,以和平方式抵制,坚决不上工。四川路复成银楼,单独承认了工人的条件,俱乐部区别对待,即通知该银楼工人先行复工。

罢工得到南京、南通、苏州、无锡、汉口、扬州、杭州、绍兴、镇江等地以及广东同业工人的支援,他们纷纷来函来电,鼓励罢工工人坚持到底,并愿给予经济援助。

资本家步步进逼。10月18日,费文元、老凤祥等数家银楼勾结中西包探,强令工人上工。工人态度坚决,相率把行李搬出店堂。资本家便停止向工人提供膳宿。新同行银楼也片面决定加资四成,限工人于20日一律上工。20日上午,俱乐部闻讯,即派出20余工人至北浙江路庆华银楼劝阻工人上工,守卫在该银楼的印度巡捕乱捕工人。工人忍无可忍,即拥进庆华银楼,将门窗桌凳杯盘捣毁。捕房出动大批探捕镇压,工人当场被打伤六七人,被狼犬咬伤三四人,被捕22人。22日,又拘捕工人2名。25日,在老北门穿心街合作银楼内将工人代表吴忠法捕去。前后被捕工人25人,一并解往公共租界汇司捕房拘押。淞沪警察厅以私设“秘密机关”、“要挟罢工”的罪名,于25日将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取缔,并下令通缉俱乐部执行委员张人亚、庄向初。疯狂的镇压,给罢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1月1日,在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徵五和方椒伯的重新调停下,张人亚等6位工人代表与资本家代表双方展开谈判,并于2日,双方签订了协议七条。工人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利益。如罢工期内工资照给,大同行工人工资4元以上加二成半,4元以下加四成。新同行一律加四成。日间包工制也被废除。11月4日,工人全体复工,标志着罢工结束。

上海金银业大罢工发动了上海所有银楼共2000多名工人参加,前后持续28天(也有说29天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城市举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警的疯狂镇压,未取得完全胜利,但已经使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许多改善,也迫使资本家同意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从经济方面而言是一次胜利的罢工。不过,斗争的最主要目标——承认俱乐部没有达到;被开除的俱乐部3名执行委员也没有复职;工人还被迫向庆华银楼点烛赔罪。就政治上而言,这次罢工是失败的。正因为如此,作为大罢工总指挥的张人亚说这次罢工:“得半胜利”

1922年11月,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结束后,张人亚遭资本家清算,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被反动当局正式取缔,迫于压力,张人亚在银楼的老板也辞退了他。张人亚没有丝毫气馁,在他及其他几个人的努力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名为上海金银业互助会,继续开展活动。党组织时刻关心着张人亚,罢工结束不久,张人亚被上海党组织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在工人合作组织——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

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张人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年的11月,也即1922年11月,在他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7个月后,24岁的张人亚,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神圣的一员!也许在那一刻,他立下了决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志愿献身革命的理想。这正如他说的那样:“我虽是带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自己既已□(按意思推测,或是‘愿’字,但不敢确定——编者注)无产阶级中之一员,自然总想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指导无产阶级行动的头脑弄健全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关于张人亚的入党具体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1922年一二月间;一是1922年11月间。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可信。主要原因是:1.第一种说法的源头在于《红色中华》第46期第3版刊登的《追悼张人亚同志》“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随后即加入共产党。”于是,有研究者就根据“随后”二字和其他旁证材料,推论出张人亚在1922年一二月入党。但是,我们看《调查表》,其中“何时加入(共产党)”栏,张人亚用很工整的笔迹写着:“C.P.1922.11”;在后面的“党籍”一栏里,明明白白地写着:“1922年11月”字样;在另一份材料里,他写道:“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S.Y.······后在工会继续维持,十一月加入C.P.”;并回答了“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及加入后服务的经过”,说:“我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了S.Y.”,既然是1922年4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么根本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从张人亚的几份手书第一手材料来看,关于他入党的时间都是一致的,即:1922年11月。有些书籍和报刊说张人亚是1922年一二月入的党,是错误的。此外,由此推断他是宁波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不对的:张人亚是在上海入的党;“最早的”也缺乏充足证据。比较准确的表达是:张人亚是宁波籍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

至于张人亚的入党介绍人是谁?目前还未发现第一手资料。但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俞秀松。原因是:1.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陈独秀派俞秀松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把那些要求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团结在青年团的周围。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等人积极发展党员,对团员和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当时,张人亚正在上海,他也在迫切“要求进步”,苦苦地“寻找出路”。2.俞秀松和张人亚是老乡。俞秀松是杭州人,张人亚是宁波人。辅德里的这幢房子,可以说既是学校,又是党设立的机关,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同志,每星期都到那里去开会或者交谈。1982年,许德良发表在《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的文章《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内部的一些情况》中介绍当时在沪的共青团云和共产党员每星期都到平民女校去开会或交谈。说:当时党、团员人数不多,全体会还不满这一教室……后厢房住着沈泽民、俞秀松……辅德里的这幢房子,可以说既是学校,又是党设立的机关,几乎所有在上海的同志,每星期都到那里去开会或者交谈……在平民女校经常遇见的有······张人亚等人。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人之外,当时在上海党员(还有团员——编者),遗漏的大概不会太多了。又说:当时,党组织没有像后来这样严密,不相识的同志遇见时,往往由认识的同志彼此作介绍。由此判断,俞秀松和张人亚是认识的。3.据俞秀松的家人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见过俞秀松的日记和他亲笔起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面附有十多名团员的名单。他们曾在这份名单中看到过张人亚(可能以张静泉的原名出现——编者)的名字。殊为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经过十年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了。否则,我们会轻而易举揭开这些历史谜团。

1923年,上海的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党组织出于形势和个人特长等方面的考虑,主要安排张人亚从事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上(这也为他后来在苏区从事印刷出版及思想宣传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于是,从5月后,张人亚“大半时间在团体内做事”。出于掩护革命身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人亚”。从此,他就以张人亚的名字从事革命。

1923年7月,因张秋人调离团上海地委工作,由张人亚接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将当时全市53名党员,按居住相近原则分编成4个小组。张人亚被编在第二小组(即商务印书馆小组)。该小组共13人,组长为董亦湘。后来在8月和9月,上海地委兼区委又两次对党小组编组名单进行调整。张人亚先后与贺昌、刘拜农、施存统、王一知、瞿秋白、邓中夏、邵力子、向警予等编在同一个党小组里。9月27日,张人亚被调到第二小组(商务印书馆小组)担任组长,组员有亦湘、杨贤江、张秋人、沈雁冰等11人。

1923年8月,张人亚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9日,他亲自起草了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团上海地委关于改组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提出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未决及改期之故”致使地方会延迟,根据章程,要求改组的申请。9月27日,张人亚始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直至1924年1月12日。8月至11月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发行工作。1924年1月,张人亚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秘书兼会计。

19243月,张人亚离开青年团领导岗位后,重新从事工人运动。4月,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他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526日,由各行业在上海工作的浙江籍工人组成的“浙江旅沪工会”正式成立,张人亚出任交际部长。6月21日,浙江旅沪工会开职员会议。会上,张人亚首先报告前次代表浙江旅沪工会去调查丝厂女工罢工风潮的经过情况,并介绍丝厂女工代表前来陈述,会议就此讨论决定了支援方案。接着张人亚还汇报了接洽加入上海工团联合会的结果,最后会议推定倪志侠、张人亚两人为出席上海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后来,上海报纸在报道上海工团联合会讨论丝厂女工罢工风潮和研究如何援助沙面工人的罢工斗争时,都提到张人亚的活动。814日,上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大同盟成立,张人亚任执行委员。10月,根据组织安排,张人亚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国内“五卅惨案”发生,张人亚奉调回国。8月,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61月,他又改任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6月还兼任宣传部主任。192610月,党中央派张人亚继续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他抵达海参崴后,因体检时发现患有沙眼,而沙眼当时被列为眼科传染病,不准入境。无奈,他只得留在当地治疗。而此时,为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党中央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张人亚又奉命回到了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1927年初,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兼任发行所负责人。2月27日,《平民日报》创刊,并正式成立发行所,张人亚兼任发行所负责人。期间,他还动员已在上海天成南货店里有稳定工作的大弟张静茂放弃已有的稳定工作,辞职离开商店,改名张矜平,也参加到《平民日报》的发行工作中来。

《平民日报》载有上海及国内外的新闻时评等内容,短小精悍,每期出7000字。它与《快报》、《上总通讯》等报刊的宣传,为上海工人大罢工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政府,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1927320日,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龙华。次日,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击溃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北伐军得以顺利占据上海华界。

上海光复后,《平民日报》社先迁至上海总工会驻地湖州会馆,后又单独设在闸北中华新路顺成里二号。由于《平民日报》的进步性,“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反动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消息灵通,张人亚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可能马上会来查封的消息。当时他要报社人员大都撤离,只留下发行所里他的亲弟弟一人看守。4月14日,国民党反动军队来查封了报社,并逮捕了张静茂。后来,已转入地下的张人亚得悉后,找到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的乌崖琴先生,由乌崖琴以同乡会名义把张静茂保释了出来。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张人亚开始进入秘密战线,从事地下工作。这段经历,也是很富有传奇色彩的。

1928年4月,张人亚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当时,党内交通工作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负责。党中央与外地组织的联络工作称外交工作,由外交主任负责组织领导。党中央与其各部委、江苏省委和在上海的党的外围组织间的联系,称内交工作,由内交主任负责组织领导。7“六大”后,成立了中央秘书处,内交工作划归中央秘书处负责,下设外埠交通科和内埠交通科,内交工作就由内埠交通科科长负责组织领导。张人亚被中央秘书处任命为内埠交通科科长。

关于党的上海地下交通,我们可以先看一段材料——

“1927年八九月份,中央机关开始迁到上海。周恩来广州暴动以后来到上海,先住在卡德路一个机关里。1928年春夏,中央机关常被破坏。罗亦农在北京西路的机关里被捕;五六月间,杨殷——中央军委负责人和彭湃被捕。罗亦农的被捕是被其秘书高密的,杨、彭的被捕是军委秘书白鑫高密的。机关常遭破坏,不但有叛徒的出卖,而且也由于机关进出的人多,又不注意隐蔽,因而引起发动当局的注意。所以,当时在党内就提出了秘密机关社会化的问题。秘密机关社会化首先要求各类机关合理分布。过去一条里弄往往有二三个我党的秘密机关,这样,既容易彼此误会,又不安全。后来,中央决定统一安排各级机关。中央机关一般在沪中区。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区级机关就设在本区。

“秘密机关社会化还要求我们要隐蔽好。我们的行动要符合我们的合法身份。住家就要像住家,商店就要像商店,写字间就要像写字间。住家要夫妇二人,女的要像家庭妇女,买菜、烧饭、洗衣等等。住家多开会不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不行。商店进出的人就可以多一些。另外,要我们在衣着、来往等方面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住棚户区的有西装革履的朋友来访,就不大协调。

“那时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他们外出时身上都不带文件,万一碰到情况也不易暴露身份。因而,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络、给领导送文件等,都由我们交通来做。我们跑交通的要衣着大方,要在各种场合都不引人注目,同时要注意暗号、周围环境和‘尾巴’。

“当时,党内禁止各机关之间随意串门子,因为,来往频繁会引起特务注意;一串门子,彼此还会知道不该知道的情况,也不安全。由于制定了这些必要的规定,加上其他措施,情况就有所好转,我们的机关即使遭到敌人破坏,也局限于一人一处。”

这是曾经当过党的地下交通员的顾玉良写的一份材料。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那个时代的百色恐怖:国民党和租界特务遍地,密探多如牛毛,杀人如麻;机智的地下交通员们是如何掩护,如何一次一次地将情报送出去的。

张人亚担任的内交科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岗位。到任后,为安全起见,他立即对中央机关的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重新整顿了内交员队伍,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予以清退,已暴露或即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

内交工作,组成内交网来联系。那时,中央有党报、中宣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妇委、兵委等机关,党中央系统以外的有工委、青年团、互济会和江苏省委机关等。所有这些机关联系都有内交沟通。内交工作,一要注意机关安全,二要保证文件送到,三要在任何情况下不暴露身份,为保证顺利完成任务而斗争。内交主任要组织管理好内交人员网,保证传递不脱节,既要秘密、安全又要迅速、畅通。内交主任仅与一两个交通员发生直接关系,每天约定不同时间到指定地点领取和交换文件,再由他们与别的交通员取得联系、辗转传递,像鱼网一样,自上而下地扩展开去。每个交通员联系的单位一般不超过两三个,这样,万一发生问题,也不过影响两三个单位而已。但是遇有重大紧急的文件情报传递,来不及通过网络时,就必须由内交主任亲自马上去完成。

当时的上海正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警特遍地,租界巡捕房密探无孔不入,走在路上也时常会遭到巡捕“抄靶子”(搜身)。为便于伪,确保安全,所以交通员大多挑选一些勇敢、机灵而又沉着、坚定的女性来担任,很多都是负责同志的夫人。

内交人员需要胆大心细,要机警,有善于应付和处理突然问题的能力。更需要有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保守党的机密而宁肯献出生命的精神。内交人员的衣着、来往行动也都要注意与公开合法身份一致:要在各种场合都不易引起注意或怀疑。此外,还要讲究技术手段,例如文件的放置,是藏在身上好还是放在提包的夹层里好?例如有时送很小但很重要的便条时,干脆捏在手里,遇到危急情况就可以吞下去,便于消灭证据等等。张人亚的前任内交主任张宝泉就是在被捕前的一霎那,把一份情报吞进肚里,保全了党的重要机密。

那个时候在身上常备一张长年通用的公园门票也是一个技术措施,万一在公园附近的路上看到前面有“抄靶子”等危急情况时,就可以利用它马上躲进公园里,避避风头。有时甚至可以从这个门进去直接到另一个门出去,摆脱危机。张人亚曾经就曾使用过公共租界中外白渡桥公园(今黄浦公园)、虹口公园和梵王渡公园(今中山公园)等三个公园通用的年度门票。

内交工作除了做好情报传递工作外,还要负责接待各地来中央联系工作的人员和来沪治病的干部;安排党的会议地址,布置会场,做好保卫接待工作等。为了确保党的机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规定中央领导同志外出不能随身携带文件,必须由内交人员负责传递。而内交主任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亲自负责接送外地来沪的领导同志,确保他们安全。

作为内交科主任,张人亚的警惕性极高,加之他未雨绸缪,防范措施严密,好几次国民党敌特搜查中央机关和联络点时,都被他机智应付过去。他数次顺利完成了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到19297月他被派往外地工作时为止,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期间,没有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这是很难做到的。

三、在苏联:学习革命,自我扬弃

在张人亚短暂的一生中,他曾有一段约半年时间的“喝洋墨水”、“啃洋面包”的留学生涯。

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政党,不少政党甚至刚出现就消亡了。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向欧美学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直接跨过这一阶段进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阶段,国人在革命道路上面临着一道复杂的选择题。毛泽东曾这样概括“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这种影响还不单纯是理论方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建立的“俄中信息中心”就开始向中国30多家报社提供信息支持,这些信息材料来源于西方不同国家共产党的期刊及《共产国际》杂志。俄中信息中心还将“俄共”和苏维埃政府纲领性文件翻译成中文。同时,苏维埃俄国还向《上海生活报》、《新青年》及其他一些刊物提供资金支持。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来到中国,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干部,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名义上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实际其学员均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来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

经过8个月的俄语和马列书籍学习,19213月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分别乔装成裁缝、理发匠等手工劳动者,从上海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正是莫斯科。

但到俄国去谈何容易!当时,苏俄的远东局势稍告稳定,白匪已溃败,路途可冒险通行。然而军阀政府对边境严加检查,随时逮捕拟出境的青年。有人在报上撰文,要求有志赴俄的青年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强健之体格,耐苦耐劳之习惯”。当时的交通路线有3条:第一条从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换乘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苏俄的赤塔。但此路因需通过张作霖控制地区,很不安全,时有赴俄学生被捕。第二条,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换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换中东铁路到满洲里过境。南满铁路虽在张作霖的控制区内,但铁路线是属日、俄共同控制,较第一条交通线安全些。第三条,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直驶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铁路到伯力,不经过东北的张作霖控韧区。不论是走哪条路线,即使是得以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仍是险情丛生,困难重重。白匪的掠杀、胡匪的抢劫、日军的骚扰,处处存在被盗被杀之虞。青年学生不得不化装成小商贩、理发师……,在鞋底或衣服中藏好绝不外露的团员和留学的证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征程。经过数月的冰天雪地的长途跋涉,任弼时、刘少奇等人终于来到了赤都莫斯科。以后数年,陆续有不少人前往留学。这些留俄学生回国后,在国内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时间过去了三年多,但留学苏联的道路和环境与以前仍大致相同。张人亚等人是1924年10月出发的,直到12月12日,他们一行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才终于来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具体选择三条道路的哪一条及与何人同行,尚未考证出来),学生档案编号为2282124,学生票号码为2282.

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上世纪20年代初由联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非常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其重要的方法就是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东方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东方大学19211021日正式开学,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学制最初为7个月,后改为3年。学生多数为农民和工人。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学校最高领导机构。1924年,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最大的纯政治性质的大学之一,共有来自73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共1015人。学校的教学部门分为两个部分,专门招收国外学生的称为A字部,内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招收苏联国内学员的称为B字部,设有乌兹别克班、哈萨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19285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大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东大不再招收中国留学生。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一个为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一个为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

关于张人亚来俄留学的志愿,他是这么写的:“来莫学习的志愿——我既已是一个共产党员,既已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具有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我自己感觉领导无产阶级的能力,非常缺乏的,同时我因是手工业工人,还带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非除去不可。俄国是无产阶级政党,莫斯科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集中地,我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即学习除去无产阶级一切毛病的能力,同时将自己的一切毛病也除去,——即受团体的训练,以成为一个中国共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一个工具。”

可见,张人亚来东方大学的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习革命,二是“除去毛病”,即自我扬弃,除去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毛病,得以新生。

当时,留学生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虽然他们享受的是当时苏俄人民最好的待遇——红军战士的战时共产主义同等待遇,但由于正赶上苏联经济严重困难,所谓最好的待遇,也不过是每天一块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有时面包里还混有绳子和木屑。据有人回忆说,那一块黑面包,分量大概也就四分之一磅,中饭则是一碗清汤,里面有几片胡萝卜、土豆。为此大伙常常不去吃午饭,因为吃的东西还不够路上消耗的。更有夸张的,看书都得趴着看,据说这样也能减少消耗。穿的衣服,大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赠的,当时的条件是发给大家什么就穿什么,谈不上尺寸大小,也顾不上是否合体。鞋也多半不合脚,穿在脚上又大又沉,足有一两斤重。住宿也不宽敞,中国班几十个人挤住在几间不大的平房里,冬天的夜里常常冻得大家不能入睡,大伙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张人亚他们依然保持乐观,学习很努力,白天上课学习,晚上站岗放哨。星期六、星期天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保持着革命激情。不少学员还进行翻译马列著作、撰写论文、写诗等活动。

在东方大学里,张人亚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一些革命领袖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还有《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他一读再读。他还加入了中共旅莫地委,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

留学约5个月后,即1925年4月20日,根据要求,张人亚亲笔填写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其中关于“来俄时你有关系的人知道否”,写道:“家庭知道者三四人,工友知道者五六人,友人知道者二人。”亲人知道的,应该有他的父母亲及其大弟张静茂。张人亚在当金银业学徒的第二年直到留学时,即1915年至1924年,都“稍有经济供给他们”,设法尽一份为人子的责任和孝心,并在留学期间,“给亲人写了二次信”;他还关心金银业工会组织,留学期间,曾给金银业工人“写了一次信”。至于知道他留学的工友“五六人”和两个“友人”,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张人亚留学之前,没有到过任何外国,没有学过任何一门外语,包括俄语,但半年后,他基本已可以做到比较熟练地掌握俄语了,包括看、读、译、写等。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努力和聪明程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形势急剧变化,革命斗争急需大量得力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据国内形势发展,和中央(陈独秀)要求,自1925年7月8日—25日,先后组织48人分五批回国。”张人亚为第二批。

192610月,党中央派张人亚继续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他抵达海参崴后,因体检时发现患有沙眼,而沙眼当时被列为眼科传染病,不准入境。无奈,他只得留在当地治疗。而此时,为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党中央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张人亚又奉命回到了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四、在宁波:父子藏宝,生命守望

1927年末,就是在张人亚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交通科主任,从而在隐蔽战线正式工作之前的几个月,张人亚曾“抽空”秘密回了趟老家,将一大包东西交给其父张爵谦珍藏。这显示了张人亚极其强烈的文献意识,也彰显了他的深谋远略。这包东西,恰为我党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堪称“宝贝”的珍贵历史遗产。

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江浙财阀的重要基地。中共宁波地方组织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勃兴,使得蒋介石把宁波作为反共“清党”的重点地区之一。1927年4月初,蒋介石同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反共秘密会议,策划反革命政变。王俊等在上海接受蒋介石的密令,伺机在宁波实行反共“清党”。4月9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发表《王俊十大罪状》和《蒋介石欲效军阀故智耶?》两篇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罪行。刚从上海接受密令回甬的王俊,趁机借口“诋毁总司令就是反革命”的罪名,于当日下午拘捕了报社社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庄禹梅。事发后,中共宁波地委召开紧急会议,会间即派地委委员杨眉山、王鲲分别以宁波国民党市党部代表和宁波总工会代表的名义,会同宁波临时市政府代表张申之、俞佐庭,宁波农会代表、宁波学联代表,去防守司令部向王俊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庄禹梅。王俊不仅置之不理,反而乘机将杨眉山、王鲲二人扣押起来,并宣布全市戒严。随后,唆使暴徒数百人,再次捣毁总工会会所(已迁至江东两眼桥附近)、台农民协会、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和《宁波民国日报》社,命令吴万钧充任宁波市公安局长职务。全市军警密布,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样蒋介石在宁波的反共“清党”运动就发生了。4月11日,王俊秉承蒋介石旨意,先于上海实行反共“清党”,开除宁波的42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党籍,其中7名共产党员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被蒋介石列入全国通缉名单。6月22日至24日,杨眉山、王鲲、胡焦琴(女)、甘汉光、陈良义、吴德元等6名共产党干部惨遭杀害,百余人被捕,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大革命在宁波失败。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波的白色恐怖并不比上海的差。当时,在码头上随便走走,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嫌疑犯而当场枪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张人亚首先想到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危,而是我党重要的革命文献。

张人亚平素就喜欢看书,也有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还有一批“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等秘密文件,并在这些马列主义书籍的封面常常盖上“白青水”的印章。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重要决议案。会后,党中央印了一批小册子,把党章、决议等共计十个文件印在册子上发给党员。作为当时全国200名中共党员之一,张人亚也拿到了一本。又如《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共同校阅的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在上海出版。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册,封面书名亦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这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张人亚都悉心地保存着,作为自己的珍藏书籍。

怎么办?——是烧掉这些肯定以后对党有用的文件和书报还是想法保存起来?是放在上海安全还是······张人亚突然灵机一动:放到老家霞浦去!

1927年年末的一个冬日的午后,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大包文件书报,悄悄地来到镇海霞浦老家他父亲的房间里。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处时,张人亚说“到时再说”。交待完毕,张人亚当天就悄悄离家走了。到了傍晚,老人家就先把这包东西偷偷地拿到自家的菜园里,塞进停放张人亚亡妻棺材的草棚。几天后,张爵谦装很伤心的样子对邻居说,他的二儿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有大批工人遇难,而张人亚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所以邻居们也都深信不疑。

张爵谦在家乡的山岗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文件和书刊的空棺。墓碑上除了写明“讳行守和”这个谱名外,中间却写成“泉张公墓”,故意少刻了“静”字。在张爵谦的心中,这一“特殊”的坟墓是迫不得已修建的,他深知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就默默地自己一个人守护着,期盼着儿子能回来提取。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到了1950年,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随后又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将这些文件书刊,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带回上海交给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的心愿。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1952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国家给的报酬他分文未取。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下称中共“二大”文件集)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下称中共“三大”文件集)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其中,中共“二大”文件集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本中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目前,中共“二大”文件集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截至2018年4月中旬,已发现的张人亚秘藏珍贵文物共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含中共档案馆的二大决议案),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另有未列入上表的一般文物、参考文物15余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张人亚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越来越多他秘藏的珍贵文物被发觉出来。

按: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2年7月),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成立后,即采用行政办法收集资料,先由中共上海市委在1952年7月19日发出沪委(52)字第190号通知,要求下属各级党委协助工运史料委员会工作。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启事,征集各种有关工人运动的书面资料,以及各种印章等实物。我曾经接待过来访者,印象最深的是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张人亚的弟弟,他送来一本中共二大的决议文件的小册子。这是很宝贵的一件文物,据来者告诉我,是他在他们老家夹墙中找出的。张人亚后来离开上海参加革命,一直没有音讯,希望我们帮助寻找。因为年代久远,缺少线索,我们一时亦难以寻找。前几年,我已退休多年,忽有一位老者找到我。原来他是张人亚的侄子,其父是张人亚的弟弟,即到史料委员会来捐赠中共二大小册子的那位家属。来人说其父已离世,但在离世前一再嘱他设法寻找张人亚的下落。据告,他在根据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张人亚在福建根据地从事税收工作时牺牲的消息。但后来我又听说中共二大的小册子是其家属为逃避敌人的追查迫害,就在老家立了一座假的张人亚的坟墓,此中共二大小册子,即埋在坟内,现在从墓中取出,捐给国家,这一说法与我当时听张人亚弟弟说的,不完全一样,不知何故。因为这件文物在1958年工运史料委员会结束后,所有文物、资料统统搬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1960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带领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随后亦调入历史研究所。原上海工人史料委员会的大量工运史料均带到历史所,唯独实物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文物得以保存,张人亚也已查明,这倒使我很感宽慰。

需要说明的是,郑庆声先生是接待张静茂捐献历史革命文献的亲历者。他所说的张静茂和张人亚的侄子说的不一样,可能客观存在。但我们认为:这些革命文献,从坟墓中取出来的是完全可信的。一是张人亚的故居原样尚在,我们没有发现有“夹墙”的存在;二是解放后,“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而挖掘坟墓的人,有映像资料可以作为佐证;三是有人怀疑在坟墓中很难保存书报,但是,我们认为,只要防水防潮措施得当,加上有空棺的隔绝,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说: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是张人亚父子用生命守望在空棺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张人亚及其父张爵谦,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2011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资料展》开始在北京展开始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档案资料展》展出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珍贵档案资料5 0 0多件,用档案来见证党的光辉历程。为了避免损毁珍贵的党史原件,展出的都是高仿真复制品。其中就有“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它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复制的,上面的张人亚秘藏纪念章印记仍清晰可见。

2011年9月6日,“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会除了专门介绍:“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人——张人亚”这个“展览精彩看点”外,还特地布置了一个橱窗,介绍张静茂留在这些文献资料上的两颗秘藏纪念印记。

五、在芜湖:开设金铺,担当“书记”

1929年7月,党根据张人亚的个人情况和对金银业熟悉了解的优势,安排他到安徽芜湖工作。芜湖是长江的大码头,同时也是当时安徽临时省委所在地。张人亚秘密来到安徽。为了隐蔽和安全,同时便于向上海方向解送款项,他设法在芜湖下长街一带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迄今名字仍未考证出来),表面上是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接收苏区送来的金银,并设法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再上交给上海的党中央,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这所金铺子,实际上也是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都上交中央。

这一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尚未成立,但江西的赣西南苏区、福建的闽西苏区等苏区已渐近形成,革命政权日益巩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或缴获的金银与财物亦不少,因此从地方筹集一些经费上调中央是有可能的。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后来叛变时曾供述:“在赤区(按即苏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800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按即王明——编者注)做老板——现由廖成云(按即陈云——编者注)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虽然经手那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任金铺“老板”的张人亚和同事们却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公款。

由于向忠发的叛变告发,张人亚在芜湖的金铺无法继续开设下去。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

按:“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前身是“中国济难会”。鉴于“五卅”惨案之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变本加厉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为了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和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由郭沫若会同恽代英、张闻天、沈雁冰、陈望道等58人发起,于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召开济难会筹备会,并发表《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1926年1月17日,济难会全国总会在上海成立,江西、广州、长沙、天津、北京等地先后成立省总会。1929年12月24日,中国革命互济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中国济难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仍设在上海。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认为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脱离了群众,离开了互济会革命应有的立场,去组织武装暴动,而根本不去做救济被难群众及其家属,不及时营救被捕的战士。因此决定撤换总会领导人戴晓云。

张人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任,配合主要负责人何叔衡工作的。可是没过多久,到6月初,张人亚又被派到外地工作去了。

19316月,考虑到张人亚对芜湖比较熟悉,为加强地方工作,党中央再次派他去芜湖,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徽沿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

原来,1931年4月6日,安徽省委机关遭敌破坏,省委书记玉步文、常委霍锟镛等被捕,后被押到省城安庆。5月31日,王步文、霍锟镛等在安庆英勇就义。关于省委被破坏原因,从安庆出狱的林凌生,受王步文委托,向中央报告说:“安庆全体瓦解,由朱镜明(本名高翔,安徽郎溪县人)个人叛党所破坏。他是去年里在国民党部自首,新年前后(国民党)开始捕人。同志中先后被难的达四五十人之多,就义的有操球、凤舞等。他能继续捕人的原因,是已被难的不能把这种消息传出来。统治阶级又保守了外界的秘密。“芜湖的上层组织破坏也受高翔的传染,4月间他到芜湖,张昭明见面,张为保存生命起见,就说出李(厉)冰心。他们三人计划后就把省委全体逮捕,连同CY姓刘的及女性共是九人,均押看守所。”“安庆狱中被难同志达四五百人之参,第一监狱有一百余人均判决徒刑的,陆军监狱有七八十人,看守所有百人左右,尚未判决。”省委被破坏后,原省委常委郭春华于第二天召集省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组织代省委,照常行使省委职能。郭春华代书记,史秀锋代宣传,做兵运工作的赵凫代军委,省委文书汪清如代秘书。省委开始工作后,代书记郭春华即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安徽省委遭敌破情况后没有返回。不久,史秀锋也去了上海。代省委的活动4月底即自行终止。

从代省委成立的那天起,省委机关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芜湖市工联秘书刘正、组织部秘书谢节之,皖南互济会书记武英等认为,赵凫、汪清如有托派、改组派嫌疑,因此,他们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到上海,向中央反映这类情况,请求中央派人来安徽处理这“安徽党非常的危机”。谢节之4月18日携带四个机关的联名信从芜湖去上海,先后于25日和30日两次书面报告:“派谢节之来中央补充报告,求中央火速派人来芜调查。”“我来的任务是站在安徽党的立场上,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上,把党在安徽目前的危机向中央报告,并希望这次派人去。”中央根据以上情况,决定派邓小平到芜湖巡视党务,处理安徽党内的问题。

5月上旬,邓小平由谢节之带领从上海坐船到达芜湖。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安徽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其成员有武英(后叛变革命)、刘震、谢节之等。不几日,邓小平就离开了芜湖返回上海。

按:邓小平1930年冬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苏区后,于1931年初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在中央没有分配新的工作之前,临时接受中央交办的同安徽交通到芜湖巡视工作的任务,于5月初到芜湖。邓小平在芜湖期间帮助组建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

由于安徽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两个相互并存的组织,加上大革命失败后,皖北地区划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安徽省委仅指导长江和江南地区,因此中央于6月初撤销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芜湖设立中心县委,直接隶属中央领导。正是在此背景下,张人亚来到芜湖,担当芜湖中心县委书记——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领导安徽沿长江和江南地区共34个县的党的工作。

“中心县委于6月上旬恢复,书记张人亚,委员刘静波、商惠来(恩甫)、刘震(正)、谢节之。8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心县委改组,刘静波、商惠来被免职,刘震、谢节之也离开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仅张人亚、管志民和CY人临时组成。“临时中心县委暂指定人亚、志民两人负责。”

张人亚在芜湖的这段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1931年初,中共中央在芜湖建立中共安徽省委,之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省委及周边地区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据1931年7月23日刘静波、商惠来写给党中央的《芜湖中心县委报告》说:“在芜湖中心县委指导之下的县份,共有三十,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有二十县,其余十四县多半没有组织,纵有很微弱的组织,因与上级失掉联系,已不发生作用,实际上只有个人的党员,而没有组织。”二是,6月后,芜湖国民党当局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组建了“剿共团”,加强对芜湖地区的控制。三是,7月,芜湖遭受了多年未见的特大水灾,几乎全城被淹,交通断绝。四是“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工作造成极大干扰。

面对重重困难,以张人亚为书记的芜湖中心县委没有丝毫退缩,而是知难而上。“中心县委成立后,即把这有组织关系二十县,划分为四个巡视区——芜湖区,包括芜湖、无为、巢县、含山、铜陵、繁昌、南陵等县。在这个区以芜湖与无为为工作中心。安庆区包括怀宁、桐城(分新旧桐区)、庐江、潜山、太湖等县。屯溪区包括太平、休宁、歙县,黟县等县。安庆区以安庆为工作中心,屯溪区以休宁为工作中心。宣城区包括宣城,广德、郎溪等县。这一区以广德为工作中心。”划分为四个区后,派得人员进行巡视指导。如繁昌党的数量八十人,支部很涣散,支部生活不健全,同志政治水平低落.县委组织不健全,成分不好,农协组织过去有,现已瓦解,妇女单独组织有卅人(贫民手工业居多数),没有什么作用。获港矿工,由芜湖市最近派一工人同志去建立工作。”“ 潜山自去年暴动几次攻城失败后,党和群众组织完全坍台,因白色恐怖严厉,大部分干部都逃亡在外;有留的只是少数灰色分子,而且是不动的。现在派人去帮助与督促,才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才始恢复工作。”“徽卅里面的组织,本来没有,最近因外县逃亡的同志在那里发生了组织,不久与中心县发生组织上关系。太平县十余人,黟县十条人,休宁县四十余人,歙县三十余人,统没有群众组织工作和支部生活,6月间派中心县委之一刘震同志去巡视。在祁门等县,听说由赣东北发生组织,但与我们没有关系。”

对于“剿共团”,张人亚充分利用在上海时期积累的丰富地下斗争经验,他时常要求中心县委机关的位置要不断变换和搬迁,有时设在民居里,有时设在店铺中。张人亚和其他领导也是不断变换住所。

9月底开始,随着芜湖特大洪水退去,党的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纱厂、面粉厂等支部成立,建立工会小组、互济会等群众组织,提拔工农积极分子进入中心县委工作……芜湖中心县委还派人去广德县指导皖南红军独立团工作。中心县委指示广德县委,首先要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要在赤色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坚决执行平均分配土地给贫困农民的政策,同时要积极发展红军,将皖南红军独立团建成一支真正的工农红军。中心县委还先后派刘震、金式城到徽州的休宁、祁门、黟县、太平、泾县以及石台、秋浦等县,将零散的基层支部、小组建成组织系统,于1931年11月成立徽州工作委员会,为党在皖南的发展和创建苏维埃区域打下组织基础。

张人亚等针对芜湖一带革命根据地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立即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停止了一切冒险攻打城市和大据点的军事行动,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近百名干部和工作人员,重新任命了一批县区领导干部。很快,芜湖中心县委领导的34个县的苏区、游击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他还曾向中央建议:要反对“右倾”,也要注意防止触犯左的错误,同时要求芜湖中心所辖地区的党组织防止“左倾”。“党不要定出力量不够的任务,但对一切左倾的空谈,要切实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到战斗的阵地上去,反对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反对隔离群众的兵变。”“党要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编成大纲在支部里来讨论……不要把过去悲惨的血的教训丢在脑后如梦一般放空过去,同时,把过去的教训联系到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中心县委当时的一份文件。由此可见张人亚卓越的政治见识和过人的胆魄。

11月,党组织派张人亚到苏区开始了新的工作。张人亚在芜湖只当了半年的中心县委书记,但在芜湖党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2年3月9日,中共芜湖中心县委正式批准中共徽州工委成立。以后不久,中心县委遭敌破坏,活动终止。至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徽境内未再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六、在瑞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瑞金位于江西省南端、赣州地区东部,地处武夷山南端,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物产繁多。据1932年统计,有居民24万人。南昌起义军曾进占瑞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播下过革命的种子。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极易于造成红色割据。到1931年,以瑞金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包括21个县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5万多人。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苏区中央局作了《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律文件。大会选出由63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人民委员会内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这些部门的建立不仅在红色政权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赋予中央工农检察部五项任务和权力:甲、监督苏维埃的机关,要他们正确地站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上去没收并分配土地。乙、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正确地去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和策略,以适合某阶段的革命利益。巩固苏维埃区域和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丙、监督苏维埃机关对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首先是财政与租税政策,是否执行得正确。丁、有向各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或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之权,但对于该企业或机关的工作设施,有直接建议之权。戊、若发现了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有权报告法庭,以便实行法律上的检查和裁判。

何叔衡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

中央工农检察部成立后,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办公,1933年4月迁至瑞金沙洲坝村,1934年迁驻瑞金云石山乡。

1931年12月底,张人亚离开芜湖,转道上海于1932年初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来到革命圣地——瑞金。

张人亚甚至还来不及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新鲜空气,2月,就被任命为首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协助老朋友何叔衡工作。

何叔衡当时除了担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外,还担负着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兼任着各级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和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举凡检察、民政、司法,从对政府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纵火烧山、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和反革命犯罪的处理与惩办,苏维埃干部的训练,到省、县印信的颁发,行政区划的增设和撤并,以及有关婚姻、死亡、土地契约、工商业的登记、拥军拥属、修路搭桥、邮政传递、禁杀耕牛、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都由他主管,任务繁重而复杂。他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人亚是个闲不住的人,他自觉地向何叔衡看齐,他无限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努力做好各项检察工作,尽力为何叔衡减轻些工作负担。如协助何叔衡共同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检察行政管理和检察制度,检查中央政府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处理违法乱纪案件;参与开展苏区有关拥军优属、禁杀耕牛、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多方面的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肃认真,他经常率领工农检察部干部到苏区各地,查处各种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控告材料,并且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1932年春至1934年春,中央工农检察部先后组织过多次集中检察。第一次是1932年9月开始,集中检查各级政府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情况;第二次是1932年12月开始,集中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这两次检察,张人亚都全程参与了。检察部查出了一批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

工农检察部是一个大部,有七八十个干部,常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查工作。每批下去前,何叔衡、张人亚都要详细交代应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不能对群众耍态度,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每批下去的干部回部后,他俩也都要亲自听取汇报,干部有什么事做错了,就指出错在哪里,今后应注意什么。他俩对干部要求严格,但批评人,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张人亚话不多,处处以身作则。何叔衡、张人亚在部里威信是很高的。

这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经过1931年11月苏区党代表会(通称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宁都会议,“左”倾错误领导相继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对此,何叔衡、张人亚十分不满。在工作中,他们对“左”倾错误的某些作法进行了抵制。

1932年初,张人亚还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6月15日,张人亚接替朱荣生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保留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职务。

按:中央出版局成立于1931年底,隶属于临时中央政府,初期设于瑞金叶坪,是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检查、审批报刊、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出版局下设编审部、发行部等部门,它还经常自己编纂书稿出版,因而它不仅仅具有出版行政管理还具有出版社的性质。中央印刷局成立于1931年底,是临时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主管苏区的印刷事业, 由于它与出版局业务关系密切,因而该局局长由中央出版局局长张人亚兼职代理。

中央出版局起初管辖中央印刷厂,对外业务都以中央印刷局的名义进行。当时中央出版局的书籍在标明印刷单位时,均署 “中央印刷局印刷”,而未出现过“中央印刷厂”的名称,如《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三个国际》、《农民问题》等书,封面均标明“中央印刷局印刷”。直到1 9 32年底至次年春起,中央一般出版物才不再以中央印刷局的名义,标明“中央印刷厂印刷”。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中央印刷厂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经常受到中央的表扬。中央印刷厂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因陋就简,艰苦创业,经常受到中央的表扬。如《红色中华》在报道“中央印刷局实行劳动法”时称,“中央政府印刷局的印刷工人,在三次战争的时候,是没有工资规定的,每人领取零用费。现在中央政府按照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技术较高的工人,按照技术高低规定工资,”“工人自动提议,图为节省经济起见,愿将原有中央政府规定工资十八元,减为十六元,十四元减为十三元”,“此系印刷工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6月至12月,标明由中央出版局出版、中央印刷局(厂)翻印、中央总发行部发行的出版物(图书)就有——列宁著:《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斯大林著:《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未署著者名的:《为列宁主义的胜利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农民问题》《为实现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国际纲领》《政治问答》;中央出版局汇编出版的:《紧急动员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关于扩大红军问题》。张人亚还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出版物的发行工作。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又简称“中央总发行部”,成立于1932年4月间,是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保证书刊发行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总发行部的前身是《红色中华》报社发行部,后来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改称为总发行部。

张人亚主管苏区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时间并不长,仅半年多,但就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依靠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派来的几十名技术骨干,组织出版、印刷、发行了一大批书籍报刊,为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封锁,瑞金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短缺,食盐、煤油、药品等稀缺为了节约,张人亚甚至连三叉油灯也常常是掐掉其中两头,只保留一头。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最终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天寒地冻,他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瑞金到长汀路途遥远,中间又是崇山峻岭。途中张人亚十分疲惫,终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殉职后的张人亚埋在何处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难以寻觅。

193317日,《红色中华》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词。“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人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张人亚这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七、在中国:“人亚精神”,永远传承

多年来,张人亚的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踪影。期间的恣睢辛苦和冷暖人生,恐怕只有他们能够深深体会。

“唯余念泉儿许身党国,自悼亡后,一再向余表示不欲有家室之累,更不愿宗祧嗣续,所有家产物任凭分配,现经十余年一无音讯······”

知子莫若父,子去为国家!张人亚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幸福,不惜牺牲“小我”。如此,哪儿的黄土都可以埋葬我们的英雄,哪儿的心灵都可寄托、怀念这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张人亚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了新中国,他无儿无女无家产,有情有义有担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央苏区检察工作和出版发行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党的早期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人亚一颗红心,矢志不渝;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唯“干”是上,任劳任怨;守望党章,家国情怀。这就是“人亚”精神,也是我们永远都要牢记和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亚”精神彰显着我们党强烈的使命担当,蕴含着我们党崇高的精神追求,贯穿着我们党坚定的立场宗旨。从这个意义而言,“人亚”精神同红船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都是发源于浙江大地,同其他精神——如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筑成了我们党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在新时代大力弘扬“人亚”精神和红船精神,将它们融入血液,努力当好“人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忠实守护者、坚定传承者和自觉践行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

 

附录1:

张人亚年谱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

名:张守和

1.1898年 0岁

5月18日或5月8日,出生于霞浦镇张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宅院内。父亲张爵谦,母亲胡少林。

    1. 1岁
    1. 2岁

4.1901年 3岁

5.1902年 4岁

6.1903年 5岁

7.1904年 6岁

8.1905年 7岁

9.1906年 8岁

进入其堂兄张晚荷于当年主持和执教,开设在张家祠堂内的霞浦学堂就读。

    1. 9岁

在霞浦学堂就读。

11.1908年 10岁

进入镇中的一家私立小学读书(或为“养正”小学)。

    1. 11岁

继续在私立小学读书。

    1. 12岁

未完成学业,辍学。

14.1911年 13岁

进入公立的霞浦小学读书。

    1. 14岁

继续在霞浦小学求读。

    1. 15岁

从霞浦小学顺利毕业,同年进入镇海县立中学读书。

17.1914年 16岁

从镇海县立中学肄业,学生时代结束。同年,来到上海,进入老凤祥裕记银楼当学徒工。

    1. 17岁

继续在裕记银楼当学徒工。

19.1916年 18岁

继续在裕记银楼当学徒工。

    1. 19岁

继续在裕记银楼当学徒工。

    1. 20岁

继续在银楼当学徒工。农历2月,其父张爵谦叫来见证人,进行分家。张人亚分得若干房产。本年,同同岁的顾玉娥结婚。

    1. 21岁

五四运动爆发。张人亚仍在银楼当学徒工。

    1. 22岁

张人亚仍在银楼当学徒工。11月,进入上海工商友谊会,成为会员,直至1922年6月完全断绝关系。

    1. 23岁

张人亚仍在银楼里当学徒工。多年来,他目睹了“中国工商界的黑暗”,有感于自己的遭遇,看到普及教育青年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各马路义务夜校纷纷开办,稍有志气的学徒,都已进去学习了,因而写信给《解放画报》创刊人周剑云,请求帮忙进入夜校读书。同年,进入夜校读书。

    1. 24岁

4月,张人亚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的革命生涯。

5月,张人亚担任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执行委员会委员。

6月初,在为援助浦东纺织工会罢工进行两天募捐中,被巡警逮捕,入狱一天,经受住了数次严刑拷打。第二天被释放。

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人亚任俱乐部主任。

10月7日至11月4日,张人亚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任总指挥。罢工坚持了28天,取得了部分胜利。

11月,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结束后,张人亚等遭到清算,被银楼开除。党组织被上海党组织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在工人合作组织——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

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 25岁

张人亚将自己的原名张静泉改为“张人亚”,从此以后,他就以张人亚这一名字从事职业革命。

7月,张人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将当时全市53名党员,按居住相近原则分编成4个小组。张人亚被编在第二小组(即商务印书馆小组)。8月和9月,上海党组织又两次对党小组编组名单进行调整。张人亚先后与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编在同一个党小组里。9月2 7日,张人亚被调到第二小组(商务印书馆小组)担任组长。

8月,张人亚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9日,他亲自起草了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团上海地委关于改组问题向中央的请示》。9月2 7日,始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直至1924年1月12 日。8月至11月期间,还担任了《向导》周报的发行工作。

    1. 26岁

本年,张人亚妻子顾玉娥去世,享年27岁(虚岁)。

1月,张人亚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秘书兼会计。

4月,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张人亚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5月26日,出任“浙江旅沪工会”交际部长。

6月21日,浙江旅沪工会召开职员会议。会上,张人亚做了讲话。

8月14日,上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大同盟成立,张人亚任执行委员。

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同年12月12日,达到东方大学。学生档案编号2282124.学生票号码2282.

28.1925年 27岁

继续在东方大学留学。4月20日,亲笔填写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

“五卅惨案”发生,国内急需大量得力革命干部,中共旅莫地委根据国内形势发展和中央(陈独秀)要求,7月8日至25日之间,先后组织48人分五批回国。张人亚是第二批回国的人。

8月,张人亚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部委书记。

    1. 28岁

1月,张人亚改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东部委组织部主任,6月,兼任宣传部主任。

10月,继续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海参崴后,因体检发现患有沙眼而滞留当地治疗。不久,奉命回到上海。

    1. 29岁

年初,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兼任发行所负责人。

2月27日,《平民日报》创刊,并正式成立发行所,张人亚兼任发行所负责人。期间,动员大弟张静茂放弃稳定工作,辞职参加到《平民日报》的发行工作中来。

4月14日,《平民日报》报社遭到国民党查封,张静茂被捕。张人亚托人营救。

年末,将自己学习收藏的党内文件和马克思主书报冒险转移到宁波霞浦秘藏。为党留下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

31.1928年 30岁

4月,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主管内交工作。

7月,中央秘书处成立,张人亚被任命为内埠交通科科长,继续主管内交工作,直至1929年7月。

    1. 31岁

7月,赴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芜湖,开设金铺,为中央筹集经费、物资。

    1. 32岁

因叛徒告密,芜湖的金铺无法继续开设下去。年底至1931年初,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

    1. 33岁

6月,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徽沿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的工作。

12月底,离开芜湖,转道上海赴瑞金。

    1. 34岁

年初,张人亚来到瑞金。

2月,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年初,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刷局局长。

6月15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

12月23日,由瑞金赴福建长汀苏区途中,因积劳成疾,病逝。

 

附录2:

张人亚秘藏的部分珍贵文物名录

一、珍藏于中央档案馆

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1922.07)(唯一存世的中共“二大”中文文献)

二、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2.《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1923.07)

国家一级文物

3.《共产党》月刊 第一号 (1920.11.7) 国家一级文物

4.《共产党》月刊 第二号 (1920.12.07) 国家一级文物

5.《共产党》月刊 第三号 (1921.04.07) 国家一级文物

6.《共产党》月刊 第四号 (1921.05.07) 国家一级文物

7.《共产党》月刊 第五号 (1921.06.07) 国家一级文物

8.《共产党》月刊 第六号 (1921.07.07) 国家一级文物

9.《马克思纪念册》 (1922.05) 珍贵藏书

10.《劳动运动史》 (1922.04) 珍贵藏书

三、珍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1.《共产党宣言》(1920.09) 国家一级文物

12.《共产党宣言》(1920.09) 国家一级文物

13.《工钱、劳动与资本》(1921.12) 国家一级文物

14.《劳农会之建设》(1921.12) 国家一级文物

15.《共产党礼拜六》(1922.01) 国家一级文物

16.《列宁传》(1922.01) 国家一级文物

17.《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1922.02) 国家一级文物

18.《共产党底计划》(1921.12) 国家一级文物

19.《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01) 国家一级文物

20.《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1922.01)

国家一级文物

21.《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2.04) 国家一级文物

22.《李卜克内西纪念》(1922.01) 国家一级文物

23.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全体合影照片(1922.09.16) 国家一级文物

24.《五一特刊》(1922.05.01) 国家二级文物

25.《马克思纪念册》(1922.05.05) 国家二级文物

26.《青年工人》 第二期 (1924.02.15) 国家二级文物

27.《青年工人》 第三期 (1924.03.15) 国家二级文物

28.《劳动与妇女》 第二期(1921.02.20) 国家三级文物

29.《唯物史观解说》 (1921.10) 国家三级文物

30.《俄国革命记实》 (1922.01) 国家三级文物

31.《京汉工人流血记》 (1923.05) 国家三级文物

32.《社会科学讲义》第一集 国家三级文物

33.《社会科学讲义》第二集 国家三级文物

34.《社会科学讲义》第三集 国家三级文物

35.《社会科学讲义》第四集 国家三级文物

36.画片 国家三级文物  

注:截至2018年4月中旬,张人亚秘藏的珍贵文物共36件,其中一级文物21件(含中共档案馆的二大决议案),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未评定的珍贵藏书2件。另有未列入上表的一般文物、参考文物15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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