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奉化暴动是宁波地区在大革命时期组织发起的三次著名武装暴动之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浙江省委响应中央决策发动浙东暴动，因泄密失败。奉化暴动是在白色恐怖笼罩、浙东暴动失败情况下主动要求发动的，但因泄密和仓促发动等原因也遭到失败。但奉化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具有积极意义。
奉化枕山濒海，独特的地貌形成历代子民强悍刚直的性格。先人评议奉化子民“受性刚直，任气尚义”，“顽悍甚于他邑”，历史上有抗金三义士、官民筑城抗倭等记载。至近现代，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奉化人表现出坚韧顽强的反抗精神，在浙东大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大革命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奉化籍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发动了奉化暴动。奉化暴动是宁波地区在大革命时期组织发起的三次著名武装暴动之一，虽然最后以失败流产告终，但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奉化具有良好的农民暴动基础
奉化有较好比较扎实的农民运动基础，农协成立时间较早，且有相当规模。早在1926年春，中共宁波地委派卓兰芳（时任地委工运委员）去奉化松岙指导开展农民运动，帮助建立农会（1）。10月，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忠义（鄞奉）部委，由卓兰芳任部委书记，沙文汉为组织委员，加强对奉东、鄞东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
部委下属奉东的松岙支部、马头支部和鄞东的沙村支部，后又成立奉东的吴家埠、裘村、杨村和鄞东的咸祥、芦浦等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70余名，先后成立了松岙、马头、杨村、应家棚、石盆、爵岙、岭下、吴家埠等8个村农民协会（2）。鄞县大成乡的沙村、周村、罗浦等村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声势十分浩大（3）。为配合北伐战争，1926年11月初，部委发动1000多农民，手拿锄头、铁耙、龙刀、柴棍，攻打军阀设在奉东翔鹤潭村的盐局和税关（4），缴获长短枪14支，没收7间盐仓的食盐（5）。1927年元旦，卓兰芳与奉化各地党组织和农协负责人联系，发动全县几千农民进城，配合城里市民和学生，痛打并赶跑贪得无厌、专横残暴的军阀县知事沈秉诚，在成立十几个村农民协会和开展一系列斗争的基础上，1月13日又成立东忠义区农民协会（6）。2月中旬在北伐军克复杭州前后，奉东各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还组织了农民武装——自卫队，开展了护村、斗土豪、敲菩萨、封教堂等群众性斗争。7月下旬开始，千余贫苦农民手执锄头、铁耙、棍子、龙刀进城请愿，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实行二五减租。至11月中旬，奉化县署被迫同意了农民要求。奉化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国民党右派惊叹：奉东“居民强悍”，“农民运动有深长的历史与强固的基础”，“为浙东共党策源地”（7）。
此外，奉化党组织力量也相对强大，1927年7月，中共奉化临时县委成立，9月改为正式县委，下辖10多个党支部，有党员100多位。
二、奉化暴动是在白色恐怖笼罩、浙东暴动失败情况下要求发动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通缉共产党首要令》提出“凡共党一经证实，立予正法，反必久押。”国民党右派在宁波、奉化等地实行“清党”，城乡土豪劣绅也乘机反扑，白色恐怖笼罩浙东。
4月上旬，共产党员陈英达、蒋昌林等在桐照召开农民大会，地方土豪劣绅煽动部分村民围捕他们，并遭反动派当局通缉，被迫外逃。当时的宁波《时事公报》报道：“奉化县党部农工部长陈英达，于8日偕其同党蒋昌林、陈英盛，并带卫队8名，至栖凤、桐照等村宣传……将陈英达、蒋昌林所率之农民逐至应家棚……现闻陈某等已通令购缉”（8）。其时，宁波发生总罢工风潮，9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忽然下戒严令，并派兵多人，分头向宁波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民国日报》馆驻守。并将市政府代表张申之、市党部杨眉山、总工会王鲲、总商会俞佐庭等4人扣留。全市各城门街道，皆驻兵站岗，如临大敌（9）。5月4日的《时事公报》刊发：“据调查所得，各地请通缉之反动分子之姓名如下……奉化陈英达、陈候（英）盛、蒋昌林、陈如松、毛季武、庄公闾、王仲隅等”。其他还有宁波、宁海、南田（象山）、定海等地名单。奉化共产党员，除忠义区外，共计有58人被通缉（10）。
6月下旬，蒋介石派杨虎、陈群来宁波，实施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杨眉山、王鲲等被杀害。
与此同时，土豪劣绅也趁机反扑。4月6日，溪口镇以蒋介卿（蒋介石哥哥）为首的土豪劣绅纠集一批人，把禽孝乡（今溪口、萧王庙一带）区农民协会负责人丁超和毛忠坤等5名农运骨干捆绑关押在蒋家祠堂。还请来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的军队到溪口收缴农民自卫军枪支弹药。4月下旬，马头村土豪劣绅跑到南京，向国民革命军军务处长陈空如（又名陈焯，马头村人）哭诉，陈即派了一艘兵舰和陆军一个营到奉东“围剿”。宁波以及奉化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和革命同志被捕牺牲，或失去联系，革命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9月下旬，中共中央派王若飞来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出：“中央最近决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本党目前急切的工作。湘鄂桂即应实行，江浙亦须准备”（11）。并改组中共浙江省委，新省委书记由张秋人担任。卓兰芳被选为省委常委、农工部主任。
1927年7月24日，浙江省委研究部署浙江工作计划，指出“我们要在他们政权尚未稳固，内部冲突很多之际，发动群众运动，颠覆他们的统治（12）。”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信浙江省委，指出“浙江的地位虽不象两湖那样动（摇），然而反动统治仍然急（极）不稳定”，在浙江的反动统治极不稳定，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根据中央指示，省委迅速成立暴动指挥中心——浙东工农革命委员会，由省委常委王嘉谟任暴动总负责人，把奉化忠义区列为暴动点之一。11月初，王嘉谟携带《浙东暴动计划》来到宁波部署暴动事项，要求宁波、奉化、慈溪县委迅速组织力量，筹集武器，按预定时间举行武装暴动。
但因省委交通主任项志成、军事部负责人贝介夫、工运主任沈乐山、王嘉谟等领导先后被捕，《浙东暴动计划》及部分支部和党员名册、各地通信联络地址均被搜走，暴动被迫取消。国民党当局按照暴动计划所列地址、名单，在全省各地进行大搜捕。至1928年2月，宁波地区被捕人员达80余人，董子兴、樊仲甫、陈英盛、潘小梅等先后遭杀害。浙东暴动失败。
中央派夏曦等来浙重建省委，因杭州站不住脚，省委机关迁到宁波。12月3日，新省委根据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划”精神以及浙江实际情况，制订了《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认定浙江即须开始民众武装暴动”，并选定暴动的中心地点在浙东、浙南、浙西、浙北的13个县，其中浙东选定宁波、慈溪、余姚、奉化、宁海等（13）。
12月12日，奉化忠义区负责人卓兰芳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向省委报告：“该处农民遭受压迫甚烈，政治上亦有较明显觉悟，曾有许多争斗，可以组织暴动。”新省委经研究作出四点决定：一、可以创造一个暴动；二、暴动的性质是游击斗争；三、暴动以后的发展方向，不应向象山、宁海退去，应该向奉化县城或宁波发展，向政治中心进攻；四、奉化主观力量太欠缺，应有一个时期的准备，须整理党支部，组织农民委员会，编制农军，扩大宣传（14）。并决定成立中共奉化区委，由沙文汉为区委书记，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指挥此暴动（15）。同时，省委把这些情况向党中央报告，并要求即派军事人才来浙领导和组织暴动。奉化暴动开始实施。
三、奉化暴动在发动前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卓兰芳、沙文汉等积极进行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召开区委代表会议。派干部分头去联络、整顿各个党支部等。
1、整顿党组织。1927年12月中旬，卓兰芳和沙文汉等人首先在奉东和鄞东整顿9个党支部。一方面主要是健全党的组织，选举积极的同志为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思想整顿，主要是提高党员对武装暴动意义的认识。要求大家坚定革命的信念，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投入奉化暴动。
12月下旬，在整顿各党支部基础上，卓兰芳在松岙村主持召开奉东和鄞东地区党员代表会议，建立直属省委的中共奉化区委员会，沙文汉任区委书记，卓阿德（即卓崇德）等为区委委员，驻地松岙。区委下属9个支部，其中奉东有松岙、马头、杨村、裘村、吴家埠、桐照6个支部，鄞东有沙村、成祥、芦浦3个支部，共产党员达100余名。
2、整顿农会。奉东和鄞东各村农会，未被国民党当局改组或破坏，因此没有再组建农民委员会，仍沿用农民协会名称。整顿工作，主要是健全各村农会的组织机构，加强对农会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向民间搜集土枪、刀叉，在2万多农会会员中，挑选青壮年组成农民武装。
3、编练农军。在农民协会基础上重组各村农民武装。又从各村农民武装中挑选300余人（其中奉东200余人，鄞东100余人），编制农军。同时，选拔农军干部23人集中训练。一边由卓阿德负责带领训练，一边等待省委派军事人才来指导训练。12月，党、团省委在宁波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各地暴动的策略与准备。因党中央没有派军事人才来浙，经卓恺泽推荐，省委派在八一南昌起义负伤、由潮州汕头辗转至宁波公立医院治疗的裘古怀来负责奉化暴动的军事训练。
裘古怀奉命从宁波来到奉化松岙，与卓兰芳等人商谈后，做了些军事训练工作，训练了一些农军干部。不久调任萧山任团县委书记。1928年1月6日，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奉化暴动事项，并作出决议，派曹鸿塘（王中）去松岙协助卓兰芳做暴动的军事工作。
4、筹集经费和武器。大革命时期农民武装的枪支弹药都已散失。于是，决定先千方百计搞枪支弹药。卓兰芳知道族人卓祥洪在定海搞农运时带回来一支枪，就叫卓阿位去取。卓阿位冒着风险从翔鹤潭卓祥洪家的搁棚里取来已拆卸的“十三太保”步枪和80发子弹，交给卓兰芳。卓兰芳、卓阿位、卓阿德等人又带上这支枪，到鄞县咸祥一户劣绅家缴来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步枪及子弹。
单是这两支枪，远远不够暴动用。卓兰芳决定动员党员和群众捐钱。奉化区委委员卓阿德卖掉8亩田和2爿山，所得800余元银圆，全部资助革命（16）。时任团省委书记卓恺泽写信动员父亲，信中有“变卖家产，资助革命”、“毁家成国，不亦宜乎”等语句，打动了父亲的心，拿出几百元银圆给他。卓恺泽又带着卓阿位去爵岙村他姐夫家里要钱。姐夫十分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卖掉糯谷等，凑足300元银圆给了他。松岙的党员和群众纷纷变卖家产捐钱。
1927年12月，卓恺泽带着集资款项来到上海购买枪支弹药。他通过关系，从洋行购得18支短枪及1000余发子弹。卓兰芳派卓阿德去取。扮作富商模样的卓阿德来到上海，向卓恺泽领取了枪支和弹药。先把12支勃郎宁手枪及子弹装入手提皮箱，乘黄包车（人力车）到天潼路其妹夫家里暂藏；然后把6支驳壳枪与子弹分开，用厚草纸包扎成两包，从上海带到宁波。将一包子弹暂藏在宁波做佣人的四阿婶寝室里；一包木壳枪托在宁波遇见的同村人章来生带到松岙湖头渡村（17）。次日，卓阿德又从宁波四阿婶处带回了子弹。
不几天，卓兰芳、卓阿德又派地下党员邱美德去上海取手枪及子弹。邱美德来到上海卓阿德的妹夫家里，用蒲包把12支手枪和子弹捆扎好，乘一只经商的木帆船运回到宁波，在宁波江北岸党的联络站宿夜。次日早晨，他从街上买来10多棵包心菜，挖出菜心，把手枪及子弹分藏在挖空的菜中，化装成小贩，肩挑着藏有枪支的两箩包心菜回到湖头渡村，顺利地完成取枪任务。如此，第一批枪支弹药安全运到目的地。
卓恺泽在上海又先后购得24支手枪和驳壳枪，2400余发子弹，用木板箱包装后，托在上海做柴爿生意的松岙人的“后得来”木帆船带回。后来搞到的几支短枪，卓恺泽派邬景森、史东标从上海送到松岙、桐照。
有了武器以后，卓兰芳又指使卓阿德，带领农军干部，在鄞县、奉化一带，先后从保卫团（地主武装）、国民党警察、巡缉队等缴来四五十支步枪及一批子弹⑿。到1927年12月底，奉东地区有武器的农民军发展到200余人。
5、做好宣传策应工作。为了鼓动农民支持、参加暴动，卓兰芳叫曹村地下党员庄公闾来松岙书写暴动宣言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债抗租抗税抗捐”等宣传语和口号标语（至今还有几张用红绿纸书写的标语口号保存在奉化烈士陵园）。同时，卓兰芳还写信给宁海樟墅地下党负责人孙乃谦，叫卓阿位和奚祥林送去。不几天，孙乃谦来到松岙，与卓兰芳秘谈暴动事宜，准备调其哥孙乃泰（北伐战争时曾任团长）部的百把人武装队伍，届时乘船前来策应暴动（18）。
四、奉化暴动因泄密和仓促发动遭到失败
暴动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准备着。1928年1月3日，卓兰芳、沙文汉等在松岙灯头庙召开暴动预备会议，研究制订行动大纲，确定暴动时间。不料暴动消息泄露。次日，鄞东大咸乡一个土豪从宁波请来反动武装40人，深夜“进剿”鄞东罗浦（芦浦）村，大肆搜捕农会武装人员。捕去奉化区委委员1人，农会骨干舒阿方等10余人，破坏机关两处（19）。由于暴动尚未开始就遭受挫折，省委深恐奉化区委遭此打击而停止暴动，便接连发出书面指示，催促提早发动。并于1月6日、1月8日先后召开会议研究暴动事项。会后，省委向中央报告：“电龙（即梅龚彬，省委常委）来讯，转述中央对奉化、三北暴动及工运意见，省委在最近对于（六号、八号两次会议）奉化暴动的决议，恰与中央指示相同，但奉化近数日内消息隔绝，现状不知”（20），并决定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前往松岙督促。
卓兰芳也深感再不发起暴动给以还击，反动派会步步进逼。1月9日晚，卓兰芳、沙文汉等人主持召开奉化
区委会议，议决暴动行动大纲：首先收缴马头村的国民党省防军一个排的武器，约30余枝枪；同时在松岙首先发动起来，紧接着从鄞东的沙村、咸祥、罗浦到奉化的湖头渡、五佰岙、马头、裘村、杨村、桐照、吴家埠等象山港沿岸各村一举暴动，以夺取奉化县城。当晚即通过了行动大纲。
10日上午，卓兰芳、沙文汉派人把行动大纲分头送达各党支部。可是鄞东大咸乡的三个支部负责人和奉东马头村负责人都找不到。晚上，卓兰芳在松岙村东的灯头庙主持召开农军干部和松岙党支部大会，仅到会20余人，只有应到人数的一半。大家都不相信自己暴动能取得胜利。经数小时讨论，决定推迟一天行动，由农军干部去松岙附近的湖头渡几个村，约定于次日下午先发动起来，然后到松岙汇合，再举行暴动。
1月11日下午，因奉化区委交通员与农军干部的联系中断，湖头渡等村的消息隔绝，无法策应；而国民党当局已经得到消息，纠集驻军待命，敌我力量悬殊。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卓兰芳在松岙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暴动。随即，奉化区委派人向宁海方面策应的武装传达停止暴动的决定。省委委员沈本厚即回宁波。沙文汉连夜横渡象山港，经象山去上海。卓兰芳跑到隐蔽在象山港边一个草棚里的曹鸿塘那里，要曹鸿塘先回宁波向省委汇报停止暴动等情况，他自己返回松岙布置保存未暴露的力量等。事后也去宁波。
但农军负责人卓阿德没有按时街道停止暴动的决定，仍按原计划在湖头渡单独起事。1月11日下午，卓阿德率领23名农军干部队伍，在湖头渡一带率先行动起来。他们高举农民起义的红旗，在五佰岙庙召集有数百群众参加的会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债抗息抗税抗捐”等口号（21），并吸收9个农民加入农军，农军扩大到32人。他们在罗浦捉来一个劣绅，进行大会斗争，责令其交出田契和借贷单据。农民军经过湖头渡、罗浦、五佰岙三个村子，烧毁了宗祠和几户豪绅地主的田契以及几间房子，到晚上10点钟抵达松岙。沿途村里的群众，都走避一空。
就在这天下午，因区委交通员与农军干部联系中断，湖头渡一带暴动消息未能及时传达到卓兰芳那里。到晚上10点，湖头渡的暴动部队来到松岙，卓兰芳听取卓阿德关于湖头渡暴动的汇报后，考虑到几个领导干部已经走散，如再连夜在松岙发起暴动，必无成效；而去马头收缴省防军枪械，也无胜利的把握，即命令解散农军。卓阿德对停止暴动、解散农军思想不通，与松岙的卓阿位农军汇合后，折回湖头渡去罗浦打算再次批斗劣绅。但大会尚未召开，即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农军突围后撤至象山港边，乘船到宁海樟树，暂靠孙乃泰部队，伺机再起事。1月14日，孙部被国民党武装包围，卓阿德所率农军冲出重围，被迫各自分散隐蔽。奉化暴动就这样失败了。
1月16日，卓兰芳参加省委会议，汇报了奉化暴动的情况。1月18日，中央致浙江省委信中指出：“奉化及三北暴动事，不应专重扑城。因为现时浙东的情形，还不是一个暴动割据的成熟局面。省委的指挥必须注意于各地斗争的不断发展，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二处有点类似暴动的机会，便立即准备一个暴动割据的布置而忘掉从斗争到暴动的不断发展”。这一指示下达时，奉化暴动早已失败。
五、奉化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意义
奉化暴动虽然遭受失败，但是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举起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仅从湖头渡23名农民军起义为例，他们跑了3个村子，沿途批斗劣绅，烧毁豪绅地主的田契和房子，打击了乡村封建势力，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表现了我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的革命精神。
2、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奉化暴动失败后，奉东农民“抗债情绪仍然很高”，对共产党“信仰仍能保存”，对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仇恨，而且仿效奉化暴动的形式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和统治。1928年4月，即奉化暴动失败后三个月，群众自发举行莼湖暴动（22）。手持武器的农民、渔民百余人，进攻国民党省防军连部驻地莼湖吴家埠，打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并击毙其连长，引起奉化和宁波反动当局的极大震惊（23）。由于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奉东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抗战时期曾有过3个党支部，还建立了奉东区委，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3、提供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1）暴动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奉化暴动，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当时都还不具备。省委对奉化情况未作详细、具体的调查和分析，就决定暴动，这是奉化暴动流产的主要原因（24）。暴动群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当时有一种幼稚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声号召，群众就会起来斗争；群众斗争一开始，暴动就可取得胜利”（25）。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斗争，暴动便成为单纯的军事行动。上级组织和领导对参加暴动的干部，没有深入交流、统一思想、明确分工。暴动缺少专业军事指挥，指挥暴动的同志又未尽指挥之责。种种原因导致暴动流产。
（2）对革命的严峻、残酷形势估计不足。宁波地方党组织对王俊在宁波执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缺乏足够的警惕和防备，未意识到斗争血雨腥风的残酷程度。共产党人的斗争仅仅停留在抗议阶段，并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方案。杨眉山、王鲲等共产党员均在抗议交涉中被捕，最后遭杀害。
即便在实施浙东暴动和奉化暴动阶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统治也未有足够认识。1927年11月10日，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与赵文光从奉化县城去松岙，途经裘村象岭时，遭国民党省防军查问被捕，身上随带机密文件被搜，如果有所预防和警惕，或可逃避盘问。
（3）对革命的保密工作不够重视。各地党组织、农协在筹划、发动暴动阶段，因群众基础不够深厚，且对反动派暗探的无孔不入和敏感嗅觉认识不足，对保密工作不够重视导致泄密事件屡屡发生。在浙东暴动之前的慈溪独支“计划占领慈溪县城”的暴动计划，便是因泄露而终止，慈溪独支也因此遭到破坏（26）。而奉化暴动还在准备阶段，便因消息泄露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围捕，被迫终止。
（4）对信息的交流报送不够及时。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加之条件限制，信息的沟通输送确实存在不便。但在危急关头，信息是关系到党员和党组织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因不够重视信息报送、沟通而导致的严重事件和后果时有发生。
1927年11月6日，浙江省委交通主任项志成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浙东暴动计划》及部分支部和党员名册、各地通信联络地址被搜走。国民党当局一面加紧搜捕，一面撒下天罗地网，设卡巡查。这一信息未及时通知到相关人员，11月10日，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在裘村被省防军逮捕，11月12日，省委常委王嘉谟，被探子盯梢，在温州被捕。
奉化暴动中，因暴动计划泄露而终止的信息也没有及时传达下去。区委交通员与农军干部联系中断，没有再派可靠同志去联络。决定停止暴动之后，没有通知各点负责人。负责在湖头渡起事的农军负责人卓崇德便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信息而冒险起事。
奉化暴动虽因缺乏经验和犯有急躁盲动的错误，很快导致失败，但是这次暴动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经验教训，对以后开展武装斗争是很宝贵的。
注释：
（1）史永：《回忆大革命前后宁波党团活动情况》，载于《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二）》。
（2）《上海区委农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14日。
（3）陈企荫：1982年11月23、25日两次谈话笔录，保存在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4）严式轮：1980年1月7日回忆录，《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奉东农民运动片断》；周闪耀：1981年3月回忆录，《大革命时期奉化东区进行革命斗争情况》。
（5）1927年2月14日《上海区委农委会议记录》。
（6）卓阿位1980年11月1日回忆笔录之二，保存在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7）伪省政府保安处第四科编印《浙东共产党活动之概况》。
（8）资料来源1927年4月13日宁波《时事公报》。
（9）资料来源1927年4月13日《申报》。
（10）严式轮《忆蒋昌林烈士》，刊于《奉化党史资料》第一期（1987年1月10日）。
（11）《浙江农民武装暴动历史文献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军区政治部编。
（12）《中共宁波党史》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3）《浙江农民在武装暴动历史文献资料》第222、227页。
（14）《浙江农民在武装暴动历史文献资料》第248页。
（15）1928年1月18日《中央致浙江省委的信》，浙江省档案馆295号。
（16）张德会1987年2月13日回忆资料，章阿堂1987年2月13日回忆资料，保存在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17）邱梅德1987年2月11日回忆资料，章来生1987年2月11日回忆资料，保存在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18）卓阿位1980年11月1日回忆资料。
（19）《中共宁波党史》一卷第1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20）1928年1月10日《浙江省委向中央常委公函中字第四号》，浙江省档案馆43号。
（21）1981年5月王中（曹鸿塘）回忆材料：《在地下的年代里》第七节《参加奉化忠义乡武装起义》。
（22）资料来源1928年5月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浙江政治党务报告》。
（23）1928年4月24日《省委通告》浙字第3号，摘自浙江省档案馆1986年7月编印的《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463页。
（24）1928年1月28日《中央致浙江省委信》，浙江省档案馆296号。
（25）王中（曹鸿塘）1981年5月回忆材料：《在地下的年代里》第七节《参加奉化忠义乡武装起义》。
（26）《中共宁波党史一卷》106页，2001年5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