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奉命隐蔽、坚持在浙东四明山的中共党组织，根据上级关于“发展武装斗争，打开局面”的指示，在慈南（陆埠）草茅庵（又称“福田庵”）成立了解放战争时期四明山的第一支主力武装（史称“草茅庵建军”）。为利用抗战时期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在群众中的威望，部分番号定为三五支队第四中队，这支部队以姚南武工队为基础，共有指战员43人，朱晋康任中队长。时光飞逝，弹指间，今年已是“草茅庵建军”70周年，对于“草茅庵建军”的历史背景和建军过程，许多老同志、亲历者都有过详细的回顾和记载，故不再赘述，本文仅就这次建军的重要意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些初浅的探讨和论述。

　　一、“草茅庵建军”，标志着党对浙东地区的“隐蔽精干”政策取得重大胜利

　　1945年9月底、10月初，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浙东地方干部15000余人奉命北撤。为坚持浙东根据地，党组织选派少数干部坚持隐蔽斗争，各县区均实行特派员制，整个四明地区，仅留下县级正副特派员11人、区级特派员30人、缘有2人未到职，故实际区级特派员为28人。他们的任务是：隐蔽精干、保持旗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上级党组织还交代他们，在大部队北撤后的一定时期，要尽量做到无声无息。

　　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国民党军队麕集数万军队，分三十二路对四明山开始疯狂“围剿”。面对强敌，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巧妙地运用了隐蔽坚持的策略，中共四明特派员刘清扬和中共南山县特派员陈布衣率17人（后增至18人）隐蔽在嵊县、奉化、上虞、余姚四县交界的屏风山；南山县主动要求留下坚持的朱之光率12位同志隐蔽坚持在余姚姚南左溪乡六塘岗、培龙岗一带山区；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带领少数人隐蔽坚持在慈南（陆埠）山区。

　　隐蔽坚持斗争的岁月，充满着艰辛和险阻。生活上的艰苦自不必说，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免受损失。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昼伏夜出，睡山洞、喝溪水、钻柴山、搭“公馆”（用竹、木、草搭成简易窝棚），远离敌人的视线。坚持斗争一段时间后，原来带上山的粮食已消耗殆尽，同志们只能靠山吃山，依靠采食野果充饥，为保证安全，上级还要求坚持的同志做到“无声无息”，于是，坚持的同志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生活、行动方式，用他们的话总结起来说是：点灯不露光、烧饭（水）不冒烟、行动无狗叫、雪地无脚印。

　　生活如此艰辛，环境则更为恶劣。国民党数万军队压境，反复组织“篦梳战、伏击战”等清剿行动，还野蛮地进行并村、烧山等方式，企图以此来隔绝坚持同志与群众的联系，把坚持在四明山上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

　　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也常遇到危险和不测：1946年夏，坚持在梁弄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汪文元不幸被敌特被捕入狱。同年8月6日，被枪杀于燕窝紫龙庙。1946年12月，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等同志，在鄞西潘岙开展群众工作时，被敌军发现。敌人包围了潘岙村，突围时，朱洪山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开枪引开敌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残暴的敌军还把朱洪山的头颅割下，在陆埠、袁马、梁弄等地“示众”，以威吓群众。其间，还有不少群众为掩护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军逮捕、杀害。然而，被捕的群众无论年长年幼，面对敌人的恫吓和威胁，都丝毫不吐露坚持在四明山共产党的消息，令敌军大所失望。国民党当局也哀叹“清剿工作似已完全失败”。

　　1946年9月20日，中共华中局向浙东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表扬了浙东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的精神，指出“这种为党为人民革命的坚定性的伟大精神是应当发扬的”。

　　经过一年多的隐蔽斗争，坚持在四明山上的数十位共产党人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熬过了这段最黑暗的时日，树立了党的旗帜，保存了骨干力量，顶住了数万敌军的疯狂“清剿”，胜利完成了上级 党组织提出的“隐蔽精干、保持旗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任务，这为以后四明地区“草茅庵建军”重建革命武装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因此，“草茅庵建军”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党对浙东地区的“精干”政策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草茅庵建军”标志着浙东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6年9月20日，在中共华中局给浙东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除了表扬浙东党组织坚持敌后、艰苦奋斗的精神外，还指示浙东党组织要“发展武装工作队，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有利的可以发展的地方，到处发展组织武工队和群众性武装”。华中局的指示，给坚持在四明山的共产党人注入了无比的兴奋和动力。

　　其实，在此之前，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已经开始了群众武装的组建工作，并组织开展对敌斗争。1946年5、6月份，隐蔽坚持在姚南的朱之光带领武工队员，以除奸队的名义处决了数名国民党特务，并贴出布告：“部队北撤，还有人民，若还不信，杀头有份”，警告地方反动分子，不要为虎作伥。在大岚，黄连带领8名武工队员，伪装成浙保便衣队，处决了反动乡长鲁康和国民党县参议员鲁家成两名坏蛋。在慈南、鄞西，朱洪山领导的武工队员也处决了数名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尽管当时还处于隐蔽斗争的困难时期，但这些活动和斗争方式，给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使人民群众在黑暗看到了光明。

　　1946年12月4日，朱之光、黄明带领姚南武工队员夜袭天华乡警备班，缴获机枪一挺，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数百发，也为以后草茅庵建军提供了武器、装备。

　　经过一年多“无声无息”的隐蔽斗争和东躲西藏的游击生涯，现在终于可以重新集结队伍，重建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这对隐蔽坚持的同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用朱之光同志的话说：“当时的感觉，就象狲猴子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浑身有说不出的舒坦。”

　　1947年1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恢复浙东党的各级委员会，建立了中共浙东临委和中共四明工委，各县也相继建立县工委。

　　以后，各级党（工）委便把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力量作为各自工作的重心，同年5月11日，中共四明工委在孔岙召开会议，决定把分散各地的武工队集中起来，建立一支小型的主力武装，以“天华缴枪”缴获的武器装备作为武装力量的配备。5月15日便在慈南（陆埠）草茅庵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三五支队第四中队的成立。

　　中共四明工委“草茅庵建军”虽然人员少，武器装备简陋，但顺民意、合民心。从此，奉命留守浙东的共产党人由坚持转向反攻，由被动转为主动，转战四明、三北、会稽等浙东各个战场。浙东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草茅庵建军”坚定了浙东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浙东人民也饱受国民党的战乱之苦。国民党3万多军队围剿四明山，灭绝人性地采取并村、烧山、封锁、清剿等手段，还大肆搜捕进步群众和民主人士，使原本生活贫困的四明山区人民更加雪上加霜。1947年8、9月间，国民党还分别在梁弄和姚南左溪龙坑，多次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数10名，四明山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暗无天日。广大群众在黑暗中企盼光明，翘首期待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重返四明。

　　在浙东地区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四明山区和姚北地区的群众，置生死于不顾，给了坚持隐蔽的革命志士最大的支持和协助，他们冒着危险，给坚持的同志送饭、送干粮，为同志们站岗放哨，帮助侦探敌军的动向，有的还承受了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的劫难，掩护坚持的同志化险为夷。姚南、姚北涌现了许多红色堡垒户、堡垒村，正因为如此，隐蔽坚持的同志们才能够如鱼得水、灵活机动地活跃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1986年的“姚南党史座谈会”上，陈布衣、朱之光等同志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依然激动的热泪盈眶：“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就没有我们隐蔽坚持斗争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因此，我们的生命都是老百姓给的。”

　　1947年5月“草茅庵建军”后，6月，中共浙东临委发表了《告浙东各界同胞书》，宣告“三五支队回来了”，号召全浙东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大为振奋，一时间“三五支队回来了”的消息，传遍姚南、姚北，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47年8、9月间，国民党在梁弄、龙坑分别杀害了黄明、朱祥甫等几十位共产党人和群众后，姚南群众无不义愤填膺，9月下旬，当地群众就组织起“复仇会”，决心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以后，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这支群众武装编入主力，取名“胜利”部队。其时，整个四明、三北的群众，都纷纷行动起来，参加游击队，拿起枪杆子，投入解放浙东的斗争。在姚北地区，1947年5月，中共余上县工委成立后，同月底便成立了余上县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四明山的主力武装部队从1947年5月草茅庵建军初期的43人，到1949年5月余姚解放时已发展到1500余人，是“草茅庵建军”扭转了浙东的政治局面，唤醒和坚定了人民群众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才有了浙东游击区的大发展。

　　四、“草茅庵建军”标志着浙东游击区的形成和发展

　　“草茅庵建军”后，四明山革命力量有了自己的主力武装。根据上级党组织“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有利的可以发展的地方，到处发展组织武工队和群众性武装”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指示，制定了“巩固四明、出击三北”的斗争策略，以创建和扩大浙东游击区，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947年7月19日，武装小分队组织对驻沿江区湖头庙的国民党保警队发动袭击，毙敌1人，俘敌3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8支，手榴弹6箱，子弹数千发。同月底，以这次缴获的武器成立了三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同年5月，四明主力武装出击三北，转战慈北洪魏、庄市及镇海留车桥等地，10月征战姚北，发起了夜袭临山镇及祠堂丘战斗，毙俘敌军数名，缴获甚丰。

　　与此同时，各县区也纷纷成立武工队、飞虎队等武装组织，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避实击虚、声东击西、遍地开花等战术，开展游击战。国民党军队虽然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但面对各地的武装斗争、防不胜防，四处挨打，士气低落，浙东游击区的局面逐渐打开。

　　1947年10月起，随着武装组织的壮大和武装活动的广泛开展，余上、姚虞、鄞慈等各县办事处相继建立，政权组织逐步健全、壮大和发展。

　　尤其是在1948年5月，上级党组织决定，将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的上海南汇大团镇自卫队及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共300人左右，渡杭州湾开赴四明山，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五支队，加强浙东的武装力量，浙东地区又重新亮起了“三五支队”的武装大旗，在取得了上王岗战斗、车厩战斗及大岚、李家坑、峙岭、大俞等战斗后，重创敌军的“进剿”，胜利打开了浙东的局面。

　　1949年1月25日，浙东武装及干部在新昌回山会师，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下属6个支队，并统一了各地区部队的建制，为迎接浙东解放作好了一切准备。

　　从1947年5月“草茅庵”重建革命武装40余人的一个中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英勇奋战，发展壮大成为游击纵队。游击区域也从四明、三北拓展到金（华）萧（山）、会稽、台属、路南等地。最终创建了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政权机构完备、武装力量强大、民兵等群众团体普遍建立，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浙东游击区，成为全国南方七大游击区之一，1949年5、6月间，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胜利解放浙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可以说，“草茅庵建军”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浙东游击区的创建和发展历程。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草茅庵重建武装已经过去了整整70周年，当年一支仅数十人的队伍，何以能够在数万敌军的“清剿”夹击中生存，并迅速得以发展壮大，成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浙东新四军北撤初，党指示留守的同志“隐蔽坚持、保持旗帜、保存力量、以待时机”，有效地保存了浙东地区的革命火种，一旦时机成熟，形势变化，党又审时度势，指示坚持浙东的同志“动员群众、发展武装、扩大游击区”，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局势，并一步步走向胜利，浙东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了上级党组织的斗争策略，度过了重重难关，最终取得胜利。

　　二是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无论是坚持留守初期或是发展武装阶段，浙东革命力量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隐蔽坚持最困苦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留守人员送信送饭，站岗放哨，当敌人并村、烧山、包围村庄、威迫群众说出坚持人员去向时，不少群众强忍着亲人被杀的悲痛，坚不吐实，有的还指认被围革命同志为自己亲人、掩护其转危为安，如此感人事迹，遍布整个浙东地区；当四明山重建革命武装以后，广大群众又踊跃参军参战，有不少人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诚如薛驹等老一辈所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我们今天的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立足之本。

　　三是依靠广大坚持斗争的同志对党坚贞不渝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尽管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里，坚持在四明山革命同志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崇高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艰苦的生活、残酷的环境、牺牲的危险都不能动摇他们的意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朱洪山烈士的“公馆诗”、黄明烈士的“狱中诗”都反映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艰巨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和宝贵财富。今天，我国已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正是我们纪念“草帽庵建军”70周年的目的所在。

　　（作者单位 余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