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习近平

　　理想信念是旗帜、灵魂，是凝聚我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在外敌入侵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首要目标，高举抗日大旗，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腥风血雨中将鲜红的旗帜插遍祖神洲大地，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是抗战时期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余人武装。浙东抗日根据地虽然面积较小，建立时间较晚，而且远离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保卫大上海的东南外围阵地和南进太平洋的重要基地，也是发展东南，配合盟军登陆对日作战的前哨阵地。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心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在浙东大地上谱写下一曲曲理想信念的凯歌。

理想信念点燃星星之火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形成的首要基础。

　　1937年“8·13”淞沪战役后，浙北首先沦陷。为抗击日军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中共浙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先后在定海、镇海、慈溪、余姚、绍兴建立多支抗日武装。浙东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了必要准备。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10余万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仅半个月，绍兴、镇海、宁波、余姚等城相继沦陷，浙东人民遭受空前劫难。1941年5月至9月，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派遣我党所领导和控制的浦东游击纵队和灰色隐蔽部队共900余人，在蔡群帆、林有璋（林达）、朱人俊、姜文光等率领下，分七批南渡杭州湾。为了灰色隐蔽，浦东部队先后取得驻三北地区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浦东部队南渡后，与浙东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整合，掀起浙东军民抗日斗争的高潮。

　　1941年6月18日，驻余姚庵东盐区的日军30多人，袭扰姚北相公殿，“五支四大”、“宗德三大”在当地百姓的配合支持下，在相公殿西南的许家村伏击敌人，打死打伤日军各8人。25日，日军再次到相公殿抢掠，遭我军伏击后，狼狈逃撤。

　　时至今日，三北地区的老同志说起这支部队，还是记忆深刻，很多老人深情回忆道：“从浦东来的部队和其他部队不一样，十分和蔼，经常帮助群众干活，从不对百姓收款收粮，还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老百姓对这支队伍都很支持”。“当时，国民党的部队都不敢打日本人的，相公殿打了一仗后，老百姓都说，终于有敢打日本人的部队来了。”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三北大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了浙东民众抗日的必胜信念。在相公殿大捷的当天，就有多名当地群众要求参军。

　　在“宗德三大”大队长姜文光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中，他这样描述道：“我们来到‘三北’，大家情绪高昂，一切顺利。我们每到一地，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帮助种田、挑水、打扫，联络感情。由于我们的不断努力，所到之处，深受大家欢迎，当地青年也踊跃参加开垦事业，现在已有数百人矣！”

　　为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浦东武装各部转战三北，互相配合，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军。1941年10月21日，姜文光得到消息，日军将有一艘运满棉花的船从观海卫出发，途经横河运往余姚，他决定在横河伏击日军。22日，队伍行至横河七星桥，却遭日军的反伏击。在密集的火力下，大队长姜文光、副大队长姚镜人、军需主任姜文焕等29名战士壮烈牺牲。姜文光大队长牺牲的时候只有32岁。他是在右臂被打断的情况下，用左手握住手枪指挥部队撤退，日本鬼子又在他身上猛刺了13刀。姜文光、姜文焕以及姜文奎这3位从浦东南渡来的姜氏兄弟都牺牲在了浙东，可谓是一门忠烈。”

　　横河战斗是一场极其惨烈的血战，乡亲们含着热泪整理着亲人的遗体，老人们献出了自己的寿材，并按当地最庄重的方式把烈士遗体一一入殓。12月12日，“暂三纵”第三大队在临山梅园丘与日军遭遇，经过激战，日军逃回五夫据点，大队长陆阳等16人英勇牺牲。那些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而来的热血青年们从此长眠在了浙东大地上。

　　然而,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民众的抗日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浙东大地播下的抗日火种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

理想信念举起抗战大旗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谭启龙、何克希等到浙东地区主持工作。7月28日，经中共华中局批准，在慈北宓家埭成立由谭启龙任书记的中共浙东区委员会。8月，又建立以何克希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的三北游击司令部，将浙东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和司令部特务中队、海防大队、新国民中队等。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把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坚持武装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并作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战略部署。

　　当时部队的条件十分艰苦，武器严重缺乏，不少战士没有枪，只有大刀，有些甚至拿着柴刀、木棍也上战场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兵力、武器等严重不足的艰难形势下，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作战、不怕牺牲的勇气，与日、伪、顽势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从11月28日到12月15日，部队采用分散机动战术，共击退日伪军向浙东地区的29次进攻，取得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

　　就在浙东抗日主力回师三北进行反顽自卫战期间，汪伪第十师三十七团一营300余人乘机侵占梁弄。经过三四个月苦心经营，1943年2月，在梁弄的狮子山、民教馆等处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自诩为浙东的“马其诺防线”。梁弄是姚南重镇，处于四明山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巩固扩大根据地，浙东区党委于1943年4月决定攻打梁弄。4月22日晚，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队从晓岭出发，分三路奔袭梁弄，翌日拂晓前发起战斗。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经过17个小时的激战，我党部队摧毁了狮子山、横街祠堂坚固工事，迫使敌人向上虞方向溃逃，顺利拔除梁弄伪据点。

　　梁弄战斗，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首次攻坚战而载入战史，对开辟和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随后，浙东区党委和司令部，相继迁入，梁弄成为敌后抗战的党、政、军指挥中心。

　　1943年12月22日，按照新四军军部命令，三北游击司令部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公开扬出共产党的旗帜。从此，对敌武装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指挥中心和指导思想。部队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通过灵活的游击战，取得了第二次反顽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建立和巩固了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正面战场上，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我军奋勇还击。1944年8月，海防大队在岱山的大鱼山岛经7小时血战，毙伤敌70多人，42名勇士壮烈殉国。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新四军血战大鱼山的事迹，并把这场异常惨烈的战斗称之为“海上狼牙山之战”。《战斗报》社还出版木刻连环画《血战大鱼山》。

　　随后，浙东区党委在1944年9月、1945年1月先后召开了浙东首届军政大会、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确立新的武装斗争方针，并相继取得第三次反顽战争等重要胜利。1945年8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浙东敌伪发起了大反攻，使浙东区全境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

　　在浙东敌后抗日战争的四年中，我党部队共经历大小战斗600多次。成千上万党的优秀儿女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英勇作战、坚如磐石，使鲜红的旗帜始终飘扬在浙东大地上，最终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理想信念昭示胜利曙光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凝聚力量的重要法宝。

　　浙赣战役以后，日军对宁绍一带的军事力量开始增加，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向三五支队进犯。面对敌、顽、伪多面夹击的严峻形势，1942年8月，浙东区党委建立敌工委员会，在姚城和姚城周围设立联络站。从此，姚城地下党坚守在隐秘战线上，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冒着生命危险，与狼共舞，深入敌人心脏，为抗战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当时，我党利用伪余姚保安团长张妙根同情抗日，有正义感的契机，派遣王三川同志，化名王培良，利用与张的老乡关系，打入姚保，并担任团附。之后，我党通过多种关系，陆续派遣多名地下党员进入伪姚保团部和日本驻余姚的联络部、特务机关工作。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经常提供敌伪情况，营救被捕同志，对我军进行反扫荡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起到积极配合作用。1943年冬，驻姚城的日寇率领侦辑队，进剿我四明根据地，王三川等同志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通过地下交通员，及时送达到司令部，使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并取得反扫荡斗争的主动权。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杨兴标同志机智灵活地以假情报引诱敌人，遭到我军伏击，敌人伤亡重大。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贸然进入四明山“扫荡”。同时，一个个红色联络点也在姚城建立。鸿兴面店是当时余姚城内一个主要的红色联络站。党员闻志林以面店老板身份广泛与姚保下层官兵结交朋友，从来往交谈中获取情报。

　　坚持在隐蔽战绩的同志为了搜集日伪情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埋伏在敌人的心脏，忍辱负重，洁身自爱，入污泥而不染。他们心怀理想、坚守信仰，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风格品行和高风亮节。他们置生死于度外，进行各种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智慧和胆略。

　　面对日军发狂的“扫荡”和“清乡”，浙东区党委在积极发展隐秘战线的同时，还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位于慈南的陆埠，当时日伪军经常出没，骚扰频繁，老百姓深受其害，为保卫联络点、维护百姓安宁，1943年初，陆埠联乡自卫队成立，有队员20余人，驻地洋菜厂。4月30日，因伪镇长告密，自卫队在夜间突遭日伪军百余人袭击。驻守在洋菜厂的18名指战员中，伤亡各1人，突围2人，其余14人被捕押往姚城。疯狂的日军用铅丝穿过一个个战士的手掌，用船押送至余姚城区，并拖着战士们游街示众。战士们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任凭敌人的严刑逼供，坚决不吐露任何信息。在游街时，战士们还向围观群众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鬼子”等口号。5月18日，残暴的日军将14名自卫队指战员押到姚城玉皇山，强迫他们自挖土坑，然后刺杀或活埋。敌人的残暴行径，激起了浙东军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激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

　　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无论是与魔鬼打交道，还是面对敌人的刺刀、枪炮，才使我们的战士在敌人面前无所畏惧。在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前，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理想信念铸就英雄丰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共同追求。

　　面对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儿女，齐聚浙东。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何等险恶，他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无所畏惧，抛头颅洒热血，自始至终不动摇、不放弃心中的信仰，诠释了理想信念的真正含义和伟大力量。

　　在这批人中，有不少是富家子弟、青年学生甚至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他们原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拥有锦绣前程，但却义无反顾选择了背叛家庭，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因为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为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浙东区党委十分重视做好统战工作，积极向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官兵以及各界乡绅名士宣传党的理想信念。毛契农、邵子炳、李纪佑、沈镜澄等一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朱祥甫和朱之光是在战火中涌现出的一对英雄父子。朱祥甫是余姚著名的爱国民主 人士，身为国民党的乡长，却在平时看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树立了革命斗争的思想。余姚沦陷后，拒绝担任伪乡长，积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做了不少 有益的工作。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朱之光从小就树立了为国为民的进步思想。余姚沦陷后，朱之光任浙东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大队长。在浙东第二次反顽斗争期间，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不断扩大武装，为主力部队保存粮食、输送后备力量和负责供应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朱之光等人继续坚持在四明山斗争，朱祥甫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仍支持他们。此后，朱祥甫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 敌人利诱胁迫他给其子朱之光写劝降书，朱祥甫当场断然拒绝，并写下“凭道则存，无道则亡”八个字，最终壮烈牺牲。

　　无数革命先辈，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支撑，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曾任中共樟水区委书记、鄞江区委书记的李敏，于1944年1月21日被“浙保”二团逮捕。在狱中，敌人对她威胁利诱、严刑逼供，她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1月28日，恼羞成怒的敌人把李敏剥去外衣，绑在樟村街的屋柱上，一刀、一刀、又一刀，一连在她身上刺了整整27刀。年仅20岁的李敏慷慨就义。

　　李敏烈士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牺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大大激励了各界抗战的勇气。李敏也被誉为‘浙东刘胡兰’。”

　　浙东的胜利光明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抗日群众用艰苦斗争与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浙东四年的抗战中，朱学勉、李敏、王志祥、王三川、曾平、雷泽、陈洪、蓝碧轩等1200余名新四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他们始终坚守理想信念，为之付出献血和生命，他们犹如一座座丰碑屹立在浙东大地上。

　　巍巍四明，正是有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才使这片土地始终高举旗帜，涌动着时代发展的滚滚热流。70多年过去了，抗战的烽火硝烟已渐渐远去，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却世代延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保持的政治本色，它深深扎根于我们党价值理念的最深处。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会有远大的目标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攻艰克难，在前进的道路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