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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总书记之问” 论讲好高质量中国故事的现实路径
发布处室:宁波史志网  发布日期:2018-12-07  来源: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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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总书记之问” 论讲好高质量中国故事的现实路径

 

【摘要】“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张人亚身上不忘初心的党性光辉源自信仰的力量。这段时间由于“总书记之问”,张人亚的故事再度热传。借此东风,作为党史工作者,深思、深悟“总书记之问”,深感党的故事是近现代中国故事的核心和精髓,但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故事的传播既遇到重大历史机遇也遇到了重大现实挑战,现今讲好高质量中国故事,应该时刻遵循优化存量、提高质量、丰富含量、做精流量、盯住变量、扩大增量的科学路径。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2017年10月31日赴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学习。当习近平同志走到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展柜前时,讲解员说“总书记,您可以再往前看一下,在这本书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总书记驻足细看,书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他对讲解员说“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样?”讲解员说“(他)1932年在中央苏区积劳成疾去世了,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听到回答,习近平总书记神色凝重。习近平总书记口中的“那个人”,就是张人亚。

  张人亚本名静泉,参加革命后改名人亚。1898年5月18日出生在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东路19号。因家里生活拮据,1913年辍学,去上海在银楼当学徒。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领导了金银业的罢工斗争、主持出版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主任期间,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秘密任务。负责苏区出版事业担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后,组织出版了一系列革命书籍报刊,普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知识。1932年12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在由瑞金前往长汀检查工作途中病逝。1933年1月7日,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第三版刊登题为《追悼张人亚同志》的短文,予以悼念。

张人亚被尊称为“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包括在位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上文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两份文物在内,张人亚保护、保留下来国家一级、二级文物20余件。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重要决议案。会后,党中央印了一批小册子,把党章、决议等共计十个文件印在册子上发给党员。作为当时全国200名中共党员之一,张人亚领取一本。后来随形势变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党的文件和材料被销毁或烧掉。为保护这些文件和资料,1927年末,张人亚秘密返回老家,将一包文件和书刊托付父亲张爵谦保管,为防止外人发觉,随后立即折返上海。傍晚,张爵谦来到自家菜园里一间放有张人亚亡妻顾玉娥棺木的草棚,将张人亚托付的文件和书刊放进了顾玉娥的棺木中。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的样子对邻居说,张人亚长期在外未归可能早已离世。不久,张爵谦在村旁的山冈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一边是顾玉娥的棺木,另一边是张人亚的衣冠冢,放置的是藏有那些文件和书刊的棺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人亚还没有回来。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一直没有消息。1950年,年迈的张爵谦将文件和书刊从衣冠冢里取出,让在上海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交给国家。捐赠前,张静茂刻了一枚书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在文件和书刊上盖章留念。由于这批文件和书刊中有中共第一部党章,再加上被藏起来的方式很特别,张人亚被后人称为中共“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

张人亚为世人所关注,既源于他保护下来的党的珍贵文献,也源于他的革命故事。他的足迹和故事分布在浙江宁波、上海市区、安徽芜湖、江西瑞金等很多地方,在他身上铭刻着不朽地革命精神。这段时间由于“总书记之问”,张人亚的故事再度热传。借此东风,作为党史工作者深思、深悟“总书记之问”,深感党的故事是近现代中国故事的核心和精髓,讲好高质量中国故事,应时刻,遵循优化存量、提高质量、丰富含量、做精流量、盯住变量、扩大增量的科学路径。

一、用“红船精神”格义和优化存量故事,攥紧拳头,服务国家政治

存量指系统在某一时点时所保有的数量。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我国存量故事浩瀚,党史故事也是天文数字。存量故事是我们的重要资源,但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如何传播存量故事等问题上,既遇到了重大历史机遇也遇到了重大现实挑战。现今,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给中国人听也要讲给世界各国人民听,因此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对存量故事进行格义,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上抓紧形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表达、修辞和语意,增进文化认同。存量故事是讲故事的基础,是后继所有好故事的根基,但存量故事由于所发生的时间一般比较久远,很多故事细节、故事过程中涉及的外部人文环境、周边自然环境等,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化至今已经比较难以理解了。以张人亚与党章的故事为例,笔者做过一个实验,先后对比较熟悉的7名中小学生,讲过这个故事。7名学生普遍感觉,笔者就是在讲故事。尤其是谈到张人亚的亡妻没有下葬,而是棺木被放在草棚时,所有学生都感到惊讶,有的学生还问我“是不是和金庸写的小说一样”,从他们的语气中,能感觉出,孩子们不是很理解这个故事,甚至他们怀疑故事的真伪。由此我们想,2000后至50后,每代人对问题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是实际存在的,是客观现实。当今信息化时代,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受众接受相同的信息和震撼,很难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既要把故事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要很好地把故事讲到心上,讲到点上,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要在讲故事中,进行知识普及和传统文化拓展,包括对部分封建糟粕文化也要在批判中进行拓展,把故事及其背景等真实情况讲出来。有的“文化糟粕”是有历史渊源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有一定存在空间的,也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的。但讲故事的主旨思想,一定要激扬向上。当今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船精神,是我们挖掘革命初心,服务国家政治的重要精神支撑和最完善的革命精神概括之一,要以此为基点,对张人亚与党章的故事,张人亚与红色出版印刷业的故事,以及与他相关的其他革命故事等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站在今人认知问题的高度、当代理论视野的维度、社会对故事内涵需要的广度对故事内容进行思考,解读,在充分尊重史实和最大程度原汁原味保留故事原貌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提炼总结,提升故事本身蕴含的革命精神、革命内容。通过这种普及、拓展、总结和提炼形成一批经得起推敲,经得住文化检验、经的过口碑相传的骨干故事,攥成拳头,打出直拳,将故事传播出去。

二、用最新媒体技术完善和提高故事质量,组合出拳,满足时代需求。

讲故事属于文化传播的范畴,要自信但不能自满、故步自封。新形势下文化自满在讲故事的层面,存在故事内容陈旧、阅读吸引力弱化、作品形式单调、表现方式单一和技术内涵缺乏等多种“隐性”问题。这些问题与否定、歪曲党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历史等“显性”问题相比较,如长期不予重视,危险更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系统安排,统筹考虑,其中比较便捷的方式、方法就是用最新媒体技术去包装、创新存量作品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最新媒体技术是个相对概念。文化形式多元多样,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表现形式也有小说、书刊、戏剧、电影等,讲好高质量中国故事,应该多种形式并存,多种形式组合变化。以张人亚与党章的故事为例,在宣传、推广和纪念中,可采取多种措施。比如主动设置议题。做好规划每年用一种,或者两年用一种方式进行改进、完善和补充。近日得知,宁波市委市政府正组织力量将张人亚的故事编成地方剧,应该就是主动设置议题的最好表达。再比如融合发展形成群力。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高密度高强度进行一段时间的宣传,在短时间内扩大传播的视野和范围,增加受众。第三种方式是改进表现形式。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精华思想转化成标语口号等脍炙人口便于记忆的时代符号,转化成微信微视小电影等视频音频。使老故事从一段纸质故事出发,进行争鸣,形成一系列论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一系列的歌曲戏剧成果,形成一系列的影视音频视频成果,形成一系列的杂志漫画乃至旅游纪念品成果。在用多种媒体技术进行完善中,要坚持加大科研力度,切实解决党史研究成果与群众的需求相比还不够丰盛,精品力作相对不足等问题。一是要将来科研课题规划落实机制,完善副省以下党史研究室规划课题研究。二是要用心讲好中国故事,把关注点从自己想讲什么,变为关注听众想听什么,既讲故事也讲道理,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认同。三是做好党史故事的统筹与交流。在各级党史网站增设党史故事汇聚功能,系统梳理和整理全国存量党史故事,系统挖掘全国党史故事的关联性。继续推进“大党史”建设,形成区域联动、区域互动,全国党史一盘棋的大格局。

三、用足“互联网+”思维,丰富故事内容和思想含量,融入现代社会生活。

“互联网+”原指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201510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定为“国策”。“互联网+”已深入现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党史文化、党史故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要在信息社会环境下敢于亮剑。亮剑的前提,是能亮出有威慑力、有震撼了的剑,这就需要我们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底气,这种底气来自于三个方向。第一个最基本的来源。是要根植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丰富多样、历史弥久的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是时代意义来源。是要根植于历经磨难、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革命优秀文化中;第三个是精神要素来源。是要根植于我们固有的开放包容的和合文化品性和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中。这三个来源分别面对历史、现今和未来。第一、第二个来源是“源泉”、是基础,是根植在传承中的创新。背弃了就是另起炉灶,很容易出现割断历史、阻断文化血脉,甚至搞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但仅仅依靠这两个来源,对讲好党的故事,讲出高质量中国故事来说,存在一定压力。因为毕竟社会在发展,人的认知和理解水平与能力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而中华传统文化中也的确在精华中存在部分糟粕,需要扬弃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种背景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思想养料全面提振民族精神的主要路径、选择和格义中国故事党史故事的主要依从,就是精神要素来源。用根植于我们的、固有的、开放包容的和合文化品性和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为指导,聚焦思想精华,剔除糟粕,采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有条件的可以越过“互联网+”技术直接跳跃到“物联网+”技术,做好革命文物与物质文化的关联,做到实物与故事,实物与实物,故事与故事的关联、互动,进行最大限度的传播和最为广泛的渗透,将丰富的招式化为无形的方略和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置身在优秀的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影响,在“无拳胜有拳”“无形胜有形”中努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创造创新中拓展思想意蕴、提升精神境界、充实科学内涵、丰富崭新内容。

四、擦亮识假的慧眼,做精流量,既打“真的假”也要打“假的真”。此处“流量”指在某一段时间内活跃的中国故事。以党史故事为代表的中国故事,虽然数量巨大,但真正经常被提起,处于传播中的并不多(比如张人亚与党章的故事,相当一段时间只是存量故事,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因为“总书记之问”,这段时间她是流量故事非常活跃)。即便如此,在流量故事中,依旧存在真伪难辨等许多问题,需要持续予以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和“真”高质量讲好中国故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擦亮识假的慧眼,既打“真的假”也要打“假的真”。要沉思“假”从何来。对中国传统故事,对党的故事宣传造假“由来已久”,有的“假”有深刻政治涵义。笔者分析“假”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感情层面的造假。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为夸大胜利、为高大形象,把高的说的更高,把低的贬的更低。以党史人物为例,笔者翻阅过许多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人物,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无一例外的对这些正面人物这样刻画。“xxx小的时候聪颖好学、如饥似渴地学习……”“Xxx听老人讲xxx的故事,从小就受到了革命启蒙和启发……”“Xxx从小关心国事、探求真理、忧国忧民……”等等。不容否认,这些故事很多确实客观存在,但千篇一律这样描述,不免有好上加好的味道,容易脱离读者。第二个层面是知识层面的造假。自己迷糊,不懂装懂,假学者、伪专家横行,不在研究史料翻阅典籍上下真功夫、硬功夫,不进行客观深刻思考,而是人云亦云,甚至道听途说;有的媒体,特别是有的非官方媒体,对有的故事纯粹就是东拼西凑,凌乱无章,有的提法和说法明显违背常识,依旧进行发布和传播。第三个层面是哗众取宠的造假。为满足某种所谓的成就感,哗众取宠抛出与众不同的观点、观念,从小众的思维角度解读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主要有三种现象,特别突出的是“标题党”。制造一些非常另类的标题引导阅读。比如把《红楼梦》改为《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把《水浒传》改为《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把《长征中的女战士》说成是《“三寸金莲”遭受两年折磨》等等。其次是讲党史故事八股。讲套话官话,内容枯燥,形式单一。第三是对党史人物八卦。比较明显的情况是对正面人物找缺点,对反面人物找“功绩”。比如对党的正面人物,哗众取宠的人会想办法找毛病、找弱点;而在介绍历史上公认的反面人物时,却想法设法地找他们的功绩,发现他们的长处。这三种现象都属于哗众取宠的层面,在目前的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中不少。上述三个层面,总体讲属于“假的真”,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演绎、夸大和一定程度的扭曲,因为这些假藏着真里面,所以危害是很大的,有的故事掩盖的比较深,不具备相关的专用知识很难加以去伪存真。第四层面和前面三个层面不完全一样,是别有“用心”的“刻意”造假,是“真的假”。不排除境内外敌对势力正在组织人员对我党、我国的历史进行演绎,扰乱视听。对这些内容,更要高度警惕,组织专业力量,进行驳斥和回击。

五、盯住变量,下恒心持续打假,避免“时松时紧”和“时断时续”。目前,针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制度、要求和规定正在逐步健全,但制度的执行还存在一定问题,对制度执行的日常化、经常化督导体制不完善,特别是在打假方面,“一阵风”多,持续发力少。在媒体传播越来越便捷,信息量翻倍增长,信息变量海量增加的情况下,做好这方面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群众,下定打假,特别是持续打假的恒心,促使全面形成普遍的、强烈的共识,乃至形成一种笃定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形成“遇变不变”的恒心和定力。重点是通过做好三个事情,发动和形成三股力量。一是要有督导机制,形成打假的核心力量。将打击党史假故事的工作,作为制度固化下来,确定最终牵头的是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协助管理的是各级组织、宣传和纪检部门,配合作为的是各级档案、史志部门。打假中,可以考虑统筹采取属地管理与属性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分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两种情况进行推进。其中针对党史人物。因为他们出生、战斗、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职务的管辖权归属不同地方等原因,出现针对该人物的虚假故事的时候,无论是哪一家党史部门发现了此类问题或线索,均在紧急处理避免重大影响扩散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汇报,中央党史研究室设立或安排相关机构承担此项工作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党史人物的出生地或者该人物曾经的主要工作地的党史部门,承担反击任务。针对党史事件。均由事件发生地的党史部门,作为“反击”牵头部门。二是要有容错机制,形成打假的技术储备力量。靠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全面持续地打假。党史故事打假这种事情好比弹簧,常抓就紧不抓就松,一阵风是不行的。另一方面,突击任务抓的是“少数”几个故事,清理的是一部分网络和舆情环境,而制度的建设针对的却是“全部”。打击和荡涤假故事是一局大棋,要先破除积弊,然后固本培元。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党史故事造假造的比较隐蔽,需要打假者具备非常强的能力,非常专业的知识,即便如此,在打假中依旧有可能出现错打,打错的问题。因而需要建立一个有效地容错机制,在打假中对误判的故事,误判的内容,及时进行再宣传和再澄清。三是要不回避“禁区”问题,形成打假的特种力量。建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请示中央领导,出台对“禁区”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关措施。从目前笔者掌握和了解的情况看,假党史故事很多都是我们研究的盲点,这些盲点主要集中在“禁区”问题上,有的假党史故事压根就不靠谱,但是我们党史部门如果我们一直回避,而不是进行深入研究,手中就没有有理有据的研究成果,就很难掌握主动权。

六、把握节奏多措并举扩大增量,形成风向,荡涤浊音杂声。增量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系统中保有数量的变化。中国故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在原有海量故事、海量内容,以及现有无数增量故事面前,需要围绕“质量第一”对增量进行甄选和引导,增策略、增队伍、增内涵。一是增策略。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存在自觉有序性规律、整体性协同规律和周期性发展规律,事实也证明了这三大规律客观存在。规律不可改变,但规律起作用的方式、范围、程度、时间、结果是可以掌控的。基于此我们在规律面前可以有所作为,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扩大有效增量。比如推动地方经验逐步上升为顶层规划,比如推动研究策略研究方式模块化,再比如推动研究成果多样化和研究队伍梯队化等等,从而最终推动研究基点和研究范围个性化,从讲好故事逐步过渡为塑造精神支撑。二是增队伍。运用和驾驭规律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三支队伍”的建设做活。很多党史研究规律的探索来自基层,来自党史研究一线和党内外人士的探索,很多党史研究目标的预先设定和过程控制,需要一定的实践积累、实践摸索和实践校正。这些探索、积累、摸索与校正往往是基层完成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财富。要关注党史研究力量的消长,积极作为但避免单打独斗,力争形成区域性群体性研究合力。三是增内涵。通过发挥技术引领,不断创新表达方式,丰富传播形态,使我们的声音传得更准、更有实效和影响。总的讲,讲好中国故事,核心既在于故事本身,更在于话语权。要围绕“质量第一”,积极对接相联系的话语体系,跟进研究理论的步伐,对接哲学社会科学新趋势,顺风借势完善党史学术体系,科学准确地回答“总书记之问”。

 

本文作者:刘旋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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